伊斯兰教在我国经历了近1400年的本土化实践,相容并蓄地实现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契合互借、相互适应和彼此接受,近乎完美地回击了曾经风靡全球的文明冲突论,用事实和行动告诫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相互借鉴、互相学习和彼此适应的结果。中国穆斯林在实现文明对话的过程中,采取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方式,不仅适应性地实现了落地生根、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而且实现了自我身份的保护和文化传统的持续传承。
然而,实事求事地说,近年来,许多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的始作俑者,具有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信仰的背景,使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背负污名,并在全球引发一股反对伊斯兰教、反对穆斯林的思想和行动浪潮。这一现象在我国也开始出现。许多人开始反思,应防止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渗透。比如,开始明确提出,在穆斯林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要防止“清真泛化”;在清真寺建筑风格和语言使用上,防止“阿化”。因为这些蕴含去中国化和极端主义的内涵。
事实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化的历史。中国穆斯林以爱国爱教为己任,与各族人民一起,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和中国精神维护着全国人民大家庭的共同利益,形成同命运、共患难的共生社会文化生态模式。中国穆斯林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方面,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国人的基本准则,维护着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稳定团结和文化的多样繁荣,实践着和而不同的互动逻辑。
不可忽视的是,世界伊斯兰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受原教旨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在全球化、国际化接轨方面相对滞后。伊斯兰世界一直貌似守候在按照《古兰经》和“圣训”为准则的伊斯兰文明体系内,而没有按照《古兰经》精髓进行哲学思想的内驱更新。同时,一些伊斯兰教为主导的国家,把宗教政治化,用宗教制度建构政治壁垒,为实现政治权力和利益的满足,故意用宗教身份在内部和外部搭建交往边界,不仅使伊斯兰的正能量无法传播,还蒙蔽了世人。
而这些,正是中国穆斯林必须正视的问题。中国穆斯林理应明辨是非、积极反思,学习和吸纳现代文明成果,以中正之道,积极融入主流社会,而不是简单效仿境外穆斯林的行为,跟随境外伊斯兰教思潮。要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延续传承本土化实践的丰富遗产。当然,这离不开中国穆斯林的自身努力和自我调适。
历史上,中国穆斯林先辈在本土化适应过程中,在哲学思想方面进行了创新,做到了“以儒释回”,为全人类展现了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相容并蓄、包容互动与和而不同,完美地证伪了文明冲突的话语。在行为操守方面,用中正和合、调适适应与守望心灵的方式,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和平理念。在国家认同方面,用爱国爱教、国家至上的信念,表达了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方面,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方式,做到相容并蓄、虚心学习和尊严守护。这些先辈留下的丰富遗产,是中国穆斯林传承和践行伊斯兰教的根本指南。就当代而言,穆斯林应该与非穆斯林共同维护互相守望、互相关照、互相呵护的相处之道。当然,非穆斯林也不应错误地把境外媒体渲染的穆斯林中存在的刻板、极端形象嫁接到中国穆斯林群体上,而应包容差异、求同存异,与穆斯林携手,共同为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富强、繁荣、和谐而积极努力,一起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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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建福,回族,宁夏海原县人,人类学博士,现供职于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主要从事回族文化与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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