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流毒天下，乱我清真”的“革兰袋”自印度传人云南武定地区，导致伊斯兰教内部的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疑云愁雾，人心惶惶，不知何所适从。 “革兰袋”系苏非神秘主义“阿萨辛”的一个分支，是一个以宗教为幌子进行恐怖活动的组织。《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这个组织的首领称“山老”，在东西交通的险峻山冈建立城堡，其中有华丽的宫苑、醇酒、美女、歌舞……山老选中的信徒，一旦服用大麻叶后，处于迷幻之中，就被送人宫苑，享受声色，为了长享“天园”之乐，疯狂地为“山老”献身，充当杀手、行刺山老的“猎物”——苏丹、教法官，持反对意见的教派首领、学者等。历来受到伊斯兰教正统派的强烈抵制，一些国家甚至严厉镇压。蒙古贵族旭烈兀西征亦予毁灭性的打击。阿萨辛残余转入地下活动，并流窜各地，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据记载：“有迤西来武定一人姓沙名金，头戴道冠，身披百衲，腰系丝绦，足穿云履，先到西衬，后到古柏。投教者，具鸡二只，酒二壶，米面之类。外道往来、络驿不绝。男妇混杂，昼日则弹丝品竹，鱼鼓简板，畅饮林泉。夜则明灯传道，度气比脐，无论老妪少妇，闺女村姑留宿寺中，夜间学道，淫秽之声，遍满道路。”还有一人叫马少恭，其人亦“清真世家，名师之子侄。自陕西寻学回滇，不守本教祖训，学得一程妖法”。与沙金狼狈为奸，更助长了“革兰袋”的声势。当地掌教保某和一部分穆斯林拒绝入教，便被沙金将姓名生庚，用番字(阿拉伯文)书写于纸上，埋人古坟内，作法咒诅，扬言要将这些人置于死地，“恶疮怪症，殒命亡身”。因此，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被迫投身“革兰袋”。 最初，“革兰袋”仅在武定一带活动，不久即扩大到富民、广通、楚雄、大理、保山、姚安一带，继又由滇西蔓延至滇东南的嵩明、寻甸、曲靖、陆凉、宜良……甚至省城昆明也是“回汉男妇被其妖术，从者不可胜纪。亲识不敢举，旁人不便举，掌教头人混俗和光，养痈护毒”，大有席卷全滇之势。 云南伊斯兰教历来属于正统“逊尼派”，恪守《古兰经》与圣训。今“革兰袋”渗透而入，似将取而代之。自然为正统派穆斯林所不能容忍，于是在“圣裔”马注领导之下，发动穆斯林开展斗争，搜集“革兰袋”种种不法行为，联名向官府控告：“(革兰袋)流毒天下，乱我纪纲，伤我舆论，败我风化。紊我教条，乱我清真”，尤其“技工妖术，教仿白莲”，引起官府极大震动，下令取缔，侦骑四出，将以沙金为首的一小撮“革兰袋”分子逮捕严刑审讯，绳之以法。“革兰袋”在云南的恶性膨胀，终于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痛定思痛，马注认为，“革兰袋”之所以在云南泛滥，根本原因在于广大穆斯林愚昧无知。所谓“贤少愚多，既不通儒，又不遵经，异端左道混杂于其间，灭人伦之大典，坏朝廷之国法，将清真正道渐人邪途”。于是针对回族穆斯林的社会现实，制定了约束穆斯林行为规范的准则，即《戒律十条》，由云南按察使司颁布全省回族穆斯林聚居区，虽说目的在于“约束”个人行为，实际内容则是以“乡规民约”形式，在穆斯林社会内部重建精神文明。 《戒律》第一条是“端学习”，首先从抓教育人手，郑重指出：“天经云：寻学在一切男女穆民是天命。”既把学习提到“天命”的高度，而且活到老，学到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可见穆斯林掌握文化知识不可等闲视之，扫除文盲与提高穆斯林的文化水准，乃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前提。 《戒律十条》列“端学习”于首位，表明旨在端正穆斯林大众对“求知”的正确认识与正确态度。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有助于提高穆斯林的整体素质，使得人人重视品德修养，与人为善，从而移风易俗，转变社会不良风气，共建和谐社区(教坊)。《古兰经》就郑重宣告，安拉绝不轻易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面貌，只有依赖他们自己去拼搏。 由此可见，马注既娴熟教理，更善于汲取伊斯兰历史的经验教训，深知要改变回回民族“一穷二白”、既贫且愚的面貌，必须从抓文教人手，显示他在继胡登洲大师开创的一代经堂教育学风之后，又将教育面普及到穆斯林大众群体中去的深谋远虑。 伊斯兰教历来重视知识，视之为生命。《古兰经》作为“天启”，开宗明义揭示：“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名义而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先知穆罕默德强调：“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主命!”求知被提到“主命”的高度，而且强调求学从摇篮直至进入坟墓，不可一日中断，充分表明伊斯兰教对文化知识的重视。先知还鼓励穆斯林不远万里到中国求学。当年的中国正当大唐盛世，朝野上下笃信佛教，趋之若狂。寺庙古刹林立，僧尼数以百万计，唐太宗钦命玄奘“西天取经”，传为佳话。可见先知穆罕默德并不排斥非伊斯兰文化。他说“知识是穆斯林走失的骆驼，不论在哪里发现(或在异教徒手中)都要把它牵回家”。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大量汲取先进的希腊科技文化，充实与丰富自己。甚至战俘中的知识份子也受到优待，他们只要教会几个阿拉伯儿童学会读书写字，就可以恢复人身自由。如果他们皈信伊斯兰教，还可以量才录用，担任帝国的各级官员。 为此，先知穆罕默德对学者热情赞扬：学者的墨汁胜于“殉道者”的鲜血；学者比隐遁苦行的“修士”优越，犹如月亮胜过繁星的光明；历代先知没有遗留下一枚金币或银币，他们遗留下来的是学问，谁求得学问，便是继承了先知的事业……阿拉伯帝国历代哈里发、苏丹也都积极提倡和奖励学术文化，学者、诗人被奉为宫廷上宾，城市图书馆、天文台林立，掀起了“百年译经”热潮。 由于对学术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兼收并蓄，迅速改变了阿拉伯人民愚昧无知状态，综合国力增强，文化经济发展，不断对外扩张，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称黑衣大食、白衣大食)在中世纪崛起。
中国穆斯林构建和谐社区(教坊)的历史传统
纳国昌 2010-01-08 16:44:00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流毒天下，乱我清真”的“革兰袋”自印度传人云南武定地区，导致伊斯兰教内部的一场轩然大波，一时间，疑云愁雾，人心惶惶，不知何所适从。 “革兰袋”系苏非神秘主义“阿萨辛”的一个分支，是一个以宗教为幌子进行恐怖活动的组织。《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这个组织的首领称“山老”，在东西交通的险峻山冈建立城堡，其中有华丽的宫苑、醇酒、美女、歌舞……山老选中的信徒，一旦服用大麻叶后，处于迷幻之中，就被送人宫苑，享受声色，为了长享“天园”之乐，疯狂地为“山老”献身，充当杀手、行刺山老的“猎物”——苏丹、教法官，持反对意见的教派首领、学者等。历来受到伊斯兰教正统派的强烈抵制，一些国家甚至严厉镇压。蒙古贵族旭烈兀西征亦予毁灭性的打击。阿萨辛残余转入地下活动，并流窜各地，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据记载：“有迤西来武定一人姓沙名金，头戴道冠，身披百衲，腰系丝绦，足穿云履，先到西衬，后到古柏。投教者，具鸡二只，酒二壶，米面之类。外道往来、络驿不绝。男妇混杂，昼日则弹丝品竹，鱼鼓简板，畅饮林泉。夜则明灯传道，度气比脐，无论老妪少妇，闺女村姑留宿寺中，夜间学道，淫秽之声，遍满道路。”还有一人叫马少恭，其人亦“清真世家，名师之子侄。自陕西寻学回滇，不守本教祖训，学得一程妖法”。与沙金狼狈为奸，更助长了“革兰袋”的声势。当地掌教保某和一部分穆斯林拒绝入教，便被沙金将姓名生庚，用番字(阿拉伯文)书写于纸上，埋人古坟内，作法咒诅，扬言要将这些人置于死地，“恶疮怪症，殒命亡身”。因此，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被迫投身“革兰袋”。 最初，“革兰袋”仅在武定一带活动，不久即扩大到富民、广通、楚雄、大理、保山、姚安一带，继又由滇西蔓延至滇东南的嵩明、寻甸、曲靖、陆凉、宜良……甚至省城昆明也是“回汉男妇被其妖术，从者不可胜纪。亲识不敢举，旁人不便举，掌教头人混俗和光，养痈护毒”，大有席卷全滇之势。 云南伊斯兰教历来属于正统“逊尼派”，恪守《古兰经》与圣训。今“革兰袋”渗透而入，似将取而代之。自然为正统派穆斯林所不能容忍，于是在“圣裔”马注领导之下，发动穆斯林开展斗争，搜集“革兰袋”种种不法行为，联名向官府控告：“(革兰袋)流毒天下，乱我纪纲，伤我舆论，败我风化。紊我教条，乱我清真”，尤其“技工妖术，教仿白莲”，引起官府极大震动，下令取缔，侦骑四出，将以沙金为首的一小撮“革兰袋”分子逮捕严刑审讯，绳之以法。“革兰袋”在云南的恶性膨胀，终于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痛定思痛，马注认为，“革兰袋”之所以在云南泛滥，根本原因在于广大穆斯林愚昧无知。所谓“贤少愚多，既不通儒，又不遵经，异端左道混杂于其间，灭人伦之大典，坏朝廷之国法，将清真正道渐人邪途”。于是针对回族穆斯林的社会现实，制定了约束穆斯林行为规范的准则，即《戒律十条》，由云南按察使司颁布全省回族穆斯林聚居区，虽说目的在于“约束”个人行为，实际内容则是以“乡规民约”形式，在穆斯林社会内部重建精神文明。 《戒律》第一条是“端学习”，首先从抓教育人手，郑重指出：“天经云：寻学在一切男女穆民是天命。”既把学习提到“天命”的高度，而且活到老，学到老，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可见穆斯林掌握文化知识不可等闲视之，扫除文盲与提高穆斯林的文化水准，乃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前提。 《戒律十条》列“端学习”于首位，表明旨在端正穆斯林大众对“求知”的正确认识与正确态度。通过学习文化知识，有助于提高穆斯林的整体素质，使得人人重视品德修养，与人为善，从而移风易俗，转变社会不良风气，共建和谐社区(教坊)。《古兰经》就郑重宣告，安拉绝不轻易地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面貌，只有依赖他们自己去拼搏。 由此可见，马注既娴熟教理，更善于汲取伊斯兰历史的经验教训，深知要改变回回民族“一穷二白”、既贫且愚的面貌，必须从抓文教人手，显示他在继胡登洲大师开创的一代经堂教育学风之后，又将教育面普及到穆斯林大众群体中去的深谋远虑。 伊斯兰教历来重视知识，视之为生命。《古兰经》作为“天启”，开宗明义揭示：“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名义而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先知穆罕默德强调：“求知是每个男女穆斯林的主命!”求知被提到“主命”的高度，而且强调求学从摇篮直至进入坟墓，不可一日中断，充分表明伊斯兰教对文化知识的重视。先知还鼓励穆斯林不远万里到中国求学。当年的中国正当大唐盛世，朝野上下笃信佛教，趋之若狂。寺庙古刹林立，僧尼数以百万计，唐太宗钦命玄奘“西天取经”，传为佳话。可见先知穆罕默德并不排斥非伊斯兰文化。他说“知识是穆斯林走失的骆驼，不论在哪里发现(或在异教徒手中)都要把它牵回家”。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大量汲取先进的希腊科技文化，充实与丰富自己。甚至战俘中的知识份子也受到优待，他们只要教会几个阿拉伯儿童学会读书写字，就可以恢复人身自由。如果他们皈信伊斯兰教，还可以量才录用，担任帝国的各级官员。 为此，先知穆罕默德对学者热情赞扬：学者的墨汁胜于“殉道者”的鲜血；学者比隐遁苦行的“修士”优越，犹如月亮胜过繁星的光明；历代先知没有遗留下一枚金币或银币，他们遗留下来的是学问，谁求得学问，便是继承了先知的事业……阿拉伯帝国历代哈里发、苏丹也都积极提倡和奖励学术文化，学者、诗人被奉为宫廷上宾，城市图书馆、天文台林立，掀起了“百年译经”热潮。 由于对学术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兼收并蓄，迅速改变了阿拉伯人民愚昧无知状态，综合国力增强，文化经济发展，不断对外扩张，完成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称黑衣大食、白衣大食)在中世纪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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