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族文化基因

沙叶新，生于1939年，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7年创作的话剧《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发表于《十月》杂志1988年第2期，同年4月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该剧获加拿大“1988年舞台奇迹与里程碑”称号。其剧作《假如我是真的》、《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及小说《无标题对话》等，曾引起强烈反响。代表作有《陈毅市长》等。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某些落后的方面、某些过激的方面说“不”！ 

 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

我热爱回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和平文明的民族，不是动辄动武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理性智慧的民族，不是感情失控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博爱善良的民族，不是让人害怕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更应该是勇敢正义的民族，不是失去尊严的民族。

 ——沙叶新

我是来学习的。

“我是来学习的”这句话，在很多会议上是最最常用的客套话。可我不爱说客套话；我说“我是来学习”的，是真话，是实话实说。

杨怀中和马平先生作为会议主办方的负责人，热情邀请我参加这次的“回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欣然接受了；但他们二位又多次来电请我在会议上做学术演讲，我却诚恳地婉拒了。我说：我对“回族学”素无研究。你们邀请我参加会议，是给我提供学习机会，但我并无演讲资格。我怎么能对一个自己并无所知的学术领域发言，甚至作高深的演讲呢？虽然确实有人能在任何会议上、能就任何问题都发表高论，但我没这个本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我再三婉拒后，会议主办方终于勉强同意我有这个例外——参加会议但不提交论文，也不发言；我的身份不是参加研讨的学者，而是前来学习的学生。所以在会议印制的《日程表》上，没我发言这一项，在《论文汇编》上，也没我论文。我真是老老实实地来听会的，来学习的。

没想到会议行将结束，主办方还是要我在闭幕式上有个讲话。他们说，即便你是来学习的，也应该对大家谈谈你的学习情况，汇报一下学习体会。这一问，把我问住了，如再拒绝发言，就迹同矫情了。

大会规定每个代表的发言时间为15分钟，可会议主席给我30分钟，谢谢。其实我没多少话要说，我尽量节约时间。

我先汇报我的学习态度。我学习态度还不错。我参加会议，从不迟到早退；我认真听讲，从不交头接耳。晚上我还抽空阅读这次会议的《论文汇编》。第一天晚上看了伍贻业先生的《伊斯兰和西方文明以及儒家思想》，第二天晚上看了杨怀中先生的《致杜维明先生的信》，第三天晚上看了金忠杰先生翻译的《伊斯兰视野下的文明对话》。其实我在来宁夏的前两天就已经在“恶补”，在网上看了一些有关回族史料和伊斯兰文明的文章，没看完的下载列印出来，在飞机上阅读了。

如果打分，我的学习态度可以打80分，为什么不打90分或者更高的分呢？因为我还有差距，我违反了《会议须知》的第4条：“进入会场，敬请关闭手机。”我有一个下午没关手机，响了好几次，这很不好。日本代表、伊朗代表、吉尔斯坦代表、哈萨克斯坦等国代表，他们没有一个人响过手机，更没有开小会的。可我们中国的一些代表，别人演讲时竟然肆无忌惮的交头接耳，不是大声说话，但也不是小声说话，至少是中声说话。我真大吃一惊！我们是东道国代表，都是学者教授，怎能如此不守规矩？所以我为自己的没关手机扣10分，也为我的同胞放肆地交头接耳代扣10分，都算在我帐上，做为中国人，我感到羞愧。

我参加回族学国际学术会议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在八年前，我也应邀参加了，那时的会议名称叫“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性质是一样的。为什么两次我都大老远地从东海滨跑到大西北来参加会议呢？因为我是回族，我要学习我们的回族历史。

我生在南京一个典型的回族家庭中。“六十子”是我的回族经名。我们那条街叫洪武路，据说是明代京城中最主要街道之一。周围有卢妃巷、金銮巷、火瓦巷、羊皮巷、程阁老巷、龙王庙、武学园……每条巷子都有一段历史，一个故事。这里的主要居民是汉民，但也有很多回民杂居其间，彼此相存相容，没什么民族纠纷。记得小时候，邻居的一只猪闯进了我家院子。这位邻居诚惶诚恐，连忙在我家后门口挂红布，放炮仗，表示赔礼道歉。因为不是故意，我祖母和父亲非但没有过分要求，反而安慰邻居不要介意。我们那一带回汉之间一向比较和睦。

在我家不远处，有一清真寺，不大，很简朴，都叫它“西方庵”。我常在“主麻”日，跟随父亲去寺里“换水”，做礼拜，听阿訇念经，然后“接搭”，跪拜，中规中矩，一切如仪。如果逢到开斋节这类重大节日，则可在寺里吃到我最爱吃的回族食品“油香”。

我们家所从事的职业是回族最惯常的职业：我祖母在家门口卖牛杂碎，我父亲开回民饭店，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我至今还记得我小时候学会的一些中国化了的或者南京话了的阿拉伯词语，如“知感主”（感谢主）、“伙世鲁”（莫生气）、“定堪你”（谢谢你）等等。家庭和清真寺让我从小就接受了浓浓的穆斯林的宗教文化薰陶。

17岁时，我到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在这几千人的大学里，才六七个回族，我和他们只有在回民食堂吃饭时能见上一面。毕业后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读研，回族更少。以后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工作，全院只有两个回族。现在我住在上海近郊的一个社区，这里住的美国人、韩国人、南非人也比回族多，因为回族只有我一个。几十年来，我从南京到上海，从学校到单位，直到如今的社区，渐行渐远，有去无“回”；儿时那“回”味无穷的穆斯林氛围，在我周围越来越越稀释，淡薄得只剩我一个小气泡了。但是，尽管族群环境与我儿时大不一样，尽管我淹没在汉族兄弟的汪洋大海中，以至我的民族习惯甚至都有所变化，但我始终没忘记我是回族！

佛洛依德说过，童年的印记会影响一生，成年的行为是童年记忆的深刻反映。我童年所接受的回族的宗教文化的薰陶，对我的一生，特别是对我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呢？会使我的作品具有什么样的精神气韵，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文化品质呢？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但一些评论我的文章，一些研究我的学者，很少从我是回族、我是回族作家这个角度来分析评论我和我的作品。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不甚了然，也想问个究竟。这也是我两次来参加回族学会议的学习目的之一，我很想对回族的价值观念、民族性格、精神风貌、文化气质多些了解，好比对自己，剖析自己，更清楚的认识自己。

现在我就这一问题的初步思考说点看法，向诸位专家学者汇报。

我先说点我家的小故事，我父亲在青少年时非常穷苦，他干过很多苦活累活，挑过担子、抬过码头、当过货郎、拉过洋车、收过旧货、卖过蔬菜。记得有年冬天，我棉鞋破了，我说脚冷。父亲说，你有棉鞋穿还冷？他说他小时候，寒冬腊月，有双草鞋穿就不错了。他冬天卖萝卜，怕草鞋在河里泡烂，就赤脚在冰河里洗萝卜，手脚冻僵，浑身没一点热气。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凭着一股吃苦耐劳的韧劲，艰苦创业，终有小成，在南京闹市区陆续开办了三家商铺，当了老板，还和我姨父合作，开办了南京板鸭公司，生活逐渐富裕起来。

我父亲发家之后，乐于助人，常常帮左邻右舍操办红白喜事，有求必应，与婚家、丧家同哀乐。他不忘穷人，热衷公益事业，曾捐助过回民义学，担任校董。每年盛夏，南京酷热难当，他总在自家店口施茶，满满一大缸茶水，里面除了茶叶还有草药，清凉消暑。饮用者多为拉车的、挑担的劳苦大众。我还听父亲说，每年除夕之夜，他会送“乜贴”给穷困回民，用红纸将钱包好，塞进他们的门缝。我问父亲：那些人知道这钱是你送的吗？父亲说：为什么要他们知道？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就不必张扬。

我父亲为人厚道。我祖父在一家鸭子店帮工，一天突然死在店里。店主很是惶恐，担心我父亲会上门大吵大闹，要求偿命，或者借此敲诈一笔钱财。可我父亲并未要求任何赔偿。我父亲对我说：“我没找过东家一点麻烦，人已经死了，再怎么补偿也补偿不了我一个亲爹。”东家也很感激，说他忠厚。

我母亲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丈夫和孩子便是她生命的一切。她很善良，性格温厚，从不疾言厉色，我从来没看她跟谁吵过架。她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能待人‘强勉’。”“强勉”和“勉强”有别，“强勉”的意思是不要欺负人，即便自己对了，也不能得理不让人，对有错的人要宽容。她还说，一个人不要贪，不义之财不能取，就是路上有根金条，谁也看不见，你也不能蹲下去捡回家。我小时候听她讲过一个故事，她说，在“长毛”（太平军）的时候老百姓跑反，一个女人将自己的婴孩托付给邻居的一个女人，这个被托付的女人也有一个喂奶的孩子。逃难中，奶水不足，她总是先让邻居的婴孩吸，等喂饱了，不哭了，再喂自己的孩子。后来几天，奶水越来越少，她只给婴孩吃，说他小，可怜，自己的孩子没吃的，就饿死了。这是什么精神？我听了非常感动，终身难忘。

以上是一个回族后裔的儿时记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历史，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但在这些琐细的事件和片段的言说中，却浸润着人生基本的、朴素的观念、意义、价值和规范。我原来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渊源何在。只以为父母的这些精神品质来自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又来自曾祖父母，一代一代的传承，来自家庭的传统。刚刚听米寿江先生发言，他总结回族的价值观念，说到几点：坚忍、正义、济贫、爱心等等，对我很有启发，我想我父母身上的精神品质与其说来自家庭的传统，不如说来自回族的血统。因为这是回族共有的，很多回民都和我父母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

我是回族，在我的血液中，也不可避免地溶入这样的精神血统和文化基因。

我想说说我自己。我要声明的是，我说我自己绝不是彰显自己，标榜自己，我只是以自己为例，来说明回族的文化基因对一个回族后裔、回族作家的深刻影响，我的短长、我的一切都来自这深刻影响。

我可能说的很乱。

我感觉自己常常悲天悯人，对人类苦难怀有痛彻肺腑的悲悯，正因为如此，我对不合理的、不正义的事总是难以抑制地要表达自己的愤怒，不但作品中这样，生活中也这样。我好管闲事，吃饱了撑的，怎么也容不得不公正的事情。我也常常爱流泪，对悲悯的事情我会流泪，太温暖的事情我也会流泪。

举个例子吧，大前年，南京燕子矶的一个安徽民工的小女孩，只有5岁，上吊自杀。我一看报导就不相信，骗人，5岁小女孩自杀，而且上吊自杀，怎么可能？我的弟弟是新华社下面的南京《现代快报》副主编，我立即打电话给他，问他是不是假新闻。他说记者去调查了，是真的。我大吃一惊，我问为什么？我弟弟说，这个小女孩因为家里没钱给她上民工子弟小学，她就学电视剧里的样子上吊了。我一听，眼泪直流，我说快给我送1000块钱去，这个小女孩还有两个姐姐，不能引起连锁反应。第二天我两个妹妹就替我送钱去了，她们见到了这个小女孩的家，见到了她的父母和两个姐姐，相对无言，还能说什么呢？解放前，高玉宝说“我要读书”，也没钱，但他没自杀呀。怎么解放50多年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还是没钱读书呢？还竟然上吊……。这种事我难以容忍，只能尽自己微薄之力，给点事后的帮助，可悲！

陕西蓝田县九间房乡柿园子小学的教师，叫李小峰，我看了他的报导就想哭！在那么穷的秦岭山区，在他那个简陋的小学，就他一个代课老师，一人一校，校长、老师、总务都是他。也不分班，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都是他教。13年里，他一共教出134名学生，其中还有4个考上了大学，真了不起呀！可他自己一贫如洗，工资只有103元，少的可怜，富人家养条狗，也不止这点钱呀。可就是这可怜的103元工资从2004年起就不发了，乡里说没钱，让村里发，村里穷得就剩下老头老太，有点力气的都到外面打工了，哪来的钱？他很痛苦，内心极其矛盾。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他自己都养不活，怎能教书？逼不得已，他离开山村，到西安打工了。啊，在西安一个月能赚1000元，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呀。他从小到大什么时候有过1000块钱！他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因为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们需要他，他下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维持这个山村小学，尽管那时连个正式身份还没有，只是个代课老师。他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总共减少20斤，但他支撑着，靠老乡送来的粮食和菜蔬过活，培养过4个大学生的代课老师啊，就这样的生活！我给他寄钱去，一个月寄一千，才寄了两三个月，他就来信，说他的事情传开之后，政府重视了，很多好心人都支援他，困难解决了，让我不要再寄钱了。但我还是挂念他，他的学校现有24个学生，过年的时候，我寄了两箱糖果和巧克力去，还有一些文具，每人一份，24份。我在信中对李老师说，孩子们读书也很辛苦，也许这些孩子长这么大都没吃过上海的糖果和巧克力，我寄一点来，让孩子们过一个有点甜味的春节。

这些事情在此以前我从没对人说过，连我老婆也不知道，因为不值一提，和李老师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相比更算不了什么。我说这些，是表明我的这些作为是来自父母的影响，是回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我要感谢民族文化精神对我的教育。

我的作品也是这样。凡是读过我的剧作和随笔以及最近几年写的《“表态”文化》、《“宣传”文化》、《“检讨”文化》、《“腐败”文化》的人，都可以看出回族文化基因对我的影响，我自己就不分析了，留给对我作品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去研究。

回族当然是优秀的民族，但有没有局限呢？应该不应该进行反思呢？国际上已经有不少清醒的、理智的穆斯林在做深刻反思了。昨天晚上读马宗保先生的文章，他提到了反思，反思伊斯兰宗教文化中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我的浅薄的回族史的知识告诉我，我们的民族是以中西亚等外来民族的移民为主，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维系而融合了汉族和其它民族的伊斯兰信徒所形成的民族。回族是在元代才开始逐渐形成的年轻的民族。一个外来的民族、一个新的民族，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容忍、不坚毅。因为寄人篱下，所以他的忍耐性极强，但蓄之愈久，发之愈猛，爆发力也愈强。回回不惹事，能忍，但也不怕事。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搞大，搞成，而且期者必胜，所以就往往反应过激，难以收拾，两败俱伤。这不能不说和我们回族的民族性有关了。

我们的民族是不是这样，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我敢说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反应过激的人。我这个人不惹事，走在路上，别人踩我一脚，我反而会对他说声对不起。我对人很客气，尤其对一般人，对门房、对送信的、对卖菜的、对我们家保姆，都客客气气。我很少、很少和人吵架，这几十年我记得只和人吵过两次。一次是带小孩去吃点心，我不小心将汤水洒在一位食客的衣服上，我连忙道歉，可他不依不饶，破口大骂，骂的很难听，我一时气急就掐住他的脖子把他顶到墙根。幸亏服务员劝阻了，否则肯定大打出手，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还有一次是和邻居。我门两家只是一板之隔，房门紧挨着。那时夏天没空调，门都开着。可我写作的时候，他总是把四喇叭的收录机放在房门口大放特放，音量很大，故意干扰我的写作。我一忍再忍，有一次就吵了起来，我又反应过激了，抄起凳子就要去砸他脑袋，也幸亏没往下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人吵过架。这两次吵架都是在“文革”中，和当时的心情恶劣也有一定关系。现在想想真无聊，很后悔，如果今生还能见到那位食客和邻居，我要诚恳的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

这以后虽然再也没有为小事吵架，但为重大的事、为原则性的事反应过激还是有的。一次是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我为死去的无辜者公开带了三天黑纱。还有一次，是为我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在遭受威胁时，我表示以死抗争。反应确实激烈，有“烈士”心态。

我在八年前的“伊斯兰历史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也勉强地做了一次发言，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说我们的民族多么伟大，我们的文化多么优秀，也应该检讨一下我们民族、我们文化的局限，否则为什么凡是世界上发生重大动乱的地方，几乎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国家有关系呢？会后，一个与会的回医王老先生对我说：“这和回族和其它穆斯林地区的人爱吃牛羊肉有关。牛羊肉，补肾的；肾气足，火气旺，容易动怒。”王老先生显然不是开玩笑，他是很认真对我说的。我不知道他从饮食习惯这个角度来解释穆斯林易起争端是否有道理，但我想这也许不是完全的原因，或者不是主要的原因。我认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应该从伊斯兰文化本身去寻找。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某些落后的方面、某些过激的方面说“不”！

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

我热爱回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和平文明的民族，不是动辄动武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理性智慧的民族，不是感情失控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博爱善良的民族，不是让人害怕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更应该是勇敢正义的民族，不是失去尊严的民族。

我希望我们回族发展教育，提高素质，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发展多做积极有益的事！

我希望我们回族能为世界和平，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回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穆斯林！

时间关系，我就讲一点。我父亲多次对我说：“不要忘掉回族的根本。”我没忘掉，我以自己是回族为骄傲。虽然我并非纯粹的穆斯林，但我是肯定是个文化穆斯林。回族企业家孙玉安先生让我为他题词，我的字写得很差，为了给他题词，我练了一年的字；真主在上，我真的练了一年，现在还在练。

我给他题的词是：“我终将归于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