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按语：原文标题是“政治伊斯兰的兴起”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2011年10月25日发表在《中东在线》网站上 。 作者是帕特里克·希尔，英国人，中东问题专家，最新著作有《阿拉伯独立运动的奋斗》和《现代中东的形成》，英国牛津出版社。 作者在本文中表示，他发现阿拉伯民族的核心精神是伊斯兰，在这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尤其突出。）
在整个中东以及中东以外地区，伊斯兰走向了政治舞台，并且强烈地表现自己。 这种现象激起西方人的恐慌，他们担心这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危险信号。 在中东各国国内，同样也存在各种猜测和恐惧，例如当地的民主主义份子、世俗派阿拉伯人、女权运动社会活动家、基督教信徒或其他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他们深怕严厉的伊斯兰法制将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干预他们的日常生活。 其实，这样的忧虑也许夸张了些，情况不会像他们想像的那样糟糕，因为任何政党上台，都不可能不考虑现实的国情和人民对民主与自由的愿望，但他们的担忧也并非毫无道理，在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会出现伊斯兰法制占上风的趋势。
阿拉伯世界政治运动的最新进展是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纳赫达”在上星期日的大选中获胜，这标志着伊斯兰政治在阿拉伯国家的成熟和复兴，因为突尼斯被认为是中东西方化影响最深的穆斯林国家。 一切顺其自然发展，不必惊慌。 这个伊斯兰政党不属于流行于许多国家的赛拉菲伊斯兰教派，政策很温和，从不走极端，不像赛拉菲穆斯林那样坚守强硬路线，毫不退让。
纳赫达党只是获得相对多数选票，没有赢得超过半数的绝对多数，他们不可能完全控制国会而强制推行严厉的伊斯兰法制。 他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必将遵照联合执政的原则，确定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行政清廉的目标，不会完全推翻过去社会改良的成就，如民主·自由和妇女解放。
在利比亚，临时政府领导人贾里勒在反卡扎菲内战胜利日宣布：“我们将伊斯兰教法作为立法的源头，因此，任何与伊斯兰法制相违背的法律，一律无效。” 如果完全实施，影响最大的领域是民事法庭，如财产继承权，以及有关离婚或多妻的法律。 究竟能否真正实行起来，还要看未来的发展。
利比亚的局势目前很复杂，难以确定，例如率领攻占首都的黎波里的反政府武装领袖是阿布杜拉吉姆·贝尔哈吉。 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的跟踪调查，发现他是一名伊斯兰极端份子，曾经在阿富汗参加对抗苏联占领军的解放战争，返回利比亚后被关进了阿布-萨里姆监狱，遭受七年监禁和折磨。 对这样的人，西方国家不会指望他们未来有合作的诚意。
为什么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伊斯兰会走上政治舞台，出来亮相？ 贝尔哈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许多领导人都曾经遭受过亲西方独裁政府的迫害，对西方势力积怨很深，而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为民族解放事业牺牲和奋斗，是正义的行为，生为民族英雄，死为烈士。 例如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秘书长哈米德·杰巴里，曾在监狱中度过十六年，其中有十年被关押在最危险犯人的单间里。 拉希德·戛诺奇是他的政治搭档，担任这个党的精神领袖，曾经有过22年的流放生涯。
在其他国家，如埃及、叙利亚、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以及许多其他阿拉伯国家，到处都有一大批饱受冤屈的民族解放斗士，他们遭受本国亲西方政权和独裁者的残酷迫害，九死一生，经历过追捕、骚扰、监禁、暗杀、酷刑或流放之苦。 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被取消合法地位长达三十年之久，定为非法组织，其成员都背负着杀头之罪。 假如大马士革发生政治变革，这些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伊斯兰勇士们必将登上政治舞台，成为革命的先驱。
产生阿拉伯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独裁者对社会管理不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大多数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不得温饱，特别是一些石油资源不丰富的国家。 他们接受了西方式的民主，例如公民投票，因此这些伊斯兰组织的代表人物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呼声。 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组织，一向以关怀民众生活著称，多数以慈善机构的形式存在，活跃于贫困人民之间。 作为政党，他们最有权利宣称是社会弱势群体民众的代言人，因为他们很早就建立起了与广大民众风雨同舟的社会基础。
突尼斯是一个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以本·阿里和他的妻子为首的独裁政权其实是一个向西方表示亲近的富豪集团，崇洋媚外，他们得到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支持，是广大平民的对立面。 这些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就是这次社会风暴的主力军，其中有失业的青年、受歧视的妇女、深受煎熬的小商人。 到过突尼斯旅游的西方客人都发现这个国家存在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两极分化十分严重。 一方面是豪华的酒店、西式餐厅、高级别墅、林荫大道、官商与洋人花天酒地，而另一方面，则是贫穷与落后的人民大众，贫民窟里缺医少药、不洁的饮用水和肮脏的街市与之对照，失业大军，民不聊生。 在叙利亚，城乡差别，贫富差别，都特别明显，政府面对经年累月的农村灾荒和城市失业，毫无作为，无视民众的呼吁和申诉。
阿拉伯国家的王室或统治集团，都是殖民主义时代扶持和保护的地方势力，当政者依赖西方支持或资助成为西方国家的代理人，维护西方利益。 因此，王室成员的腐败，生活糜烂，气指颐使；富人们的贪婪与对穷人的冷漠，都是违背伊斯兰公正与平等的基本精神，激起民众长期愤怒，过去人们敢怒不敢言，而在社会动荡中爆发了民怨的火山。
引起阿拉伯革命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的西方化对民族信仰和文化造成的精神创伤。 在这方面，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复兴运动远远胜于对立面，最能代表民意，赢得民心。 百年西方殖民和西风东渐，只培育了一小部分亲西方的小资产阶级文痞或贪官，这类人受到广大民众的鄙视和怨恨。 中东各国，所有受到伊斯兰文明历史熏陶过的地区和民族，都有坚定的认主独一信仰基础，伊斯兰的公道与善良深入人心，对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极为反感和厌恶。 人们渴望清朗的政治和善良的官员，只有从伊斯兰政党或组织的宣传中获得信息和希望，从阿富汗的塔利班到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甚至从被认为温和伊斯兰方针的突尼斯纳赫达党，无不展现他们遵循古兰经精神的共同性。
所谓的“阿拉伯之春”，骨子里是排斥西方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但他们对本国的独裁政权更加不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本国的统治集团代表了自私、腐朽、贪婪、残暴，他们是内奸，为了私欲，对伊斯兰无耻背叛，卖国求荣。 在所有这些国家，伊斯兰复兴运动正是适应民众愿望而产生的社会需要，只有他们才能满足人们对公正的渴望，最终推翻独裁政权，驱逐鞑虏，摆脱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享有真实的独立。 这是当今中东革命的共性，不论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或者今后发生在其他阿拉伯国家。
这些年来，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本希望借用他们挑动的社会动荡来遏制和教训独裁政权向西方讨价还价，约束他们就范，巩固西方在中东的利益。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民主被伊斯兰复兴运动巧妙地利用了，成为他们公开发言争取民众的工具。 今后的发展趋势难以预料，乱象可能将持续一个时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等待尘埃落定，从革命火焰中发展壮大的伊斯兰运动，不会照单接受西方式民主，也不可能比过去的独裁王朝对西方更加驯服和顺从。 此外，伊斯兰势力的胜利和成功，其影响必将扩散到所有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包括生活在西方的穆斯林社会。 所谓的“阿拉伯之春”迎来的是一个世界伊斯兰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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