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 
每次有恐怖袭击发生后，一种平时广受压抑的叙事就会不知不觉地浮出水面，这就是所谓“文明冲突论”。自从美国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大胆提出这个散发着浓厚“政治不正确”气味的叙事以来，它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许多人的心。凭藉着它，亨廷顿也似乎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先知。
上周末的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目前仍在继续发酵之中，警方对制造这起10多年来最严重恐怖袭击案件的嫌犯的追捕仍未结束，而他们的身份及案件策划实施链条的确认和追查也没有完成。也就是说，还有许多事实和疑点有待于进一步澄清。但一周来，互联网上关于这起袭击的“文化（宗教）背景”的分析和争论已是铺天盖地。这使得法国总统奥朗德第一时间的政治表态显得孤单、多余和无力——“我们没有陷入文明之战，因为这些杀人者不代表任何文明。我们处于打击威胁整个世界的圣战恐怖主义的战争中。”
所有这些讨论都含蓄或直露地指向一个令人生畏的问题：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教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而它们所使用的分析框架便是“文明冲突论”。
当亨廷顿于1993年首次提出“文明的冲突”这一概念时，他的初衷是想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冲突提供一个新视野。概括起来说，他认为，世界不会因为冷战的终结而变得宁静和睦，不同文明——就亨廷顿身处的西方语境而论，这里的“文明”几乎就是“宗教”的同义词——之间的冲突将取代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峙，成为贯穿世界政治的主线。
我曾经非常认真地读过亨廷顿的几部最重要的著作，如《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我对他关于身份认同方面的许多深刻洞见至为钦佩，例如，我十分同意他的一个观点，即就一种文明而言，它的某些基本元素是很难改变的。或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是无法改变的。这里顺便提一下，在我看来，在中国读者中默默无闻的《我们是谁》这本书要比《文明的冲突》的学术水准和现实价值都更高。
但我一直认为，“文明冲突论”之所以甫一问世便名声大噪，且经久不衰，不是因为它包含了多少真理成分，而是因为它极易引发争议。而之所以饱受争议，是因为它所使用的概念非常含混不清，因而很难证实或证伪。因此，在现实政治层面，西方的主要政客几乎总是在否认“文明冲突论”，连被公认为右翼保守派代表人物的美国小乔治总统也不例外——他曾明确表示：“不存在文明冲突。”
实际上，以这种似是而非的“文明冲突”的框架来剖析现代恐怖主义，会让我们陷入三重认识困境。
首先，“文明冲突论”暗含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世界上的所有文明都是单一的、纯粹的，铁板一块的。或者说，一种文明的内部在逻辑上都是高度自洽的，不存在任何的矛盾对立。
但事实上，中国的情况就显然不是这样。自东汉以来的2000多年里，中华文明一直就是个儒释道混合的大杂烩。强调“君臣、父子、夫妻”等级秩序的儒家与宣导“无君无父”绝对平等观的佛教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根本矛盾；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进取的儒家与宣导“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出世虚无的道家之间也横亘着无法妥协的基本对立……它们都不能整合到一个有机连贯的整体中去。但中华文明内部这些互为异质的不同部分总体上相安无事，各自承担了自己的重要功能。而且，事实上也很少有人操心它们的整合问题。再来看西方文明，以雅典为代表的理性和以耶路撒冷为代表的神启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高度紧张，历史上两者虽然经常磕磕碰碰，但总体上也一直并存到现在。
不同的宗教在根本价值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当然是对的。但据此就断定它们一定会产生你死我活的持续冲突，则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非常片面的。它会有意无意地引导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也就是我所说的第一重认识困境：分属于不同文明的共同体之间的所有冲突，原因都在于其文明本身。但这明显不符合真实历史——恐怕很少有人会将鸦片战争看成一场“文明冲突”。
用“文明冲突”来审视恐怖主义所导致的第二重认识困境要比上述第一重认识困境严重得多，因为它将导致我们把恐怖袭击与宗教战争混为一谈。
在西方和中东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确实发生过罄竹难书的血腥战争，这些充满破坏和杀戮的历史记忆也恰是当代恐怖主义急欲唤醒的，因为它们能够激发仇恨。然而，宗教战争是一种战争，在形态上与普通战争没有什么不同——简单地说，是武装人员之间的厮杀，目的是消灭（击败）对方的武装力量、占领对方的领土，统治对方的人民。但恐怖袭击的形态却与普通战争大不相同，它的目标主要是平民，目的只是为了造成尽可能大的恐怖效应。从战争的角度来看，恐怖袭击是没有胜利者的。
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例，无论是阿拉伯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他们都与身为“异教徒”的欧洲基督教世界发生过不计其数的惨烈的宗教战争，但纵观以往历史，我们几乎从未发现有以欧洲基督教平民为目标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存在过。如果说恐怖主义真的像一些人大言炎炎地声称的那样，根植于伊斯兰教教义中的“暴力因素”的话，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只有在我们的时代它才出现。也许有人会搬来恐怖主义的同情者们惯常主张的论调：那时伊斯兰世界处于相对强势，而今天它们处于劣势，因此恐怖主义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但事实是，奥斯曼帝国的后半期可以说饱受西方列强欺辱，并因此赢得了“欧洲病夫”的称号，它的大部分领土沦为英、法、俄等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那时为什么没有来自奥斯曼的恐怖主义者在巴黎、伦敦和彼得堡的闹市袭击平民？
将恐怖袭击与宗教战争混为一谈，是我所看到的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的最为常见的误区。
用“文明冲突”来审视恐怖主义所导致的第三重认识困境则更加严重，其严重和有害程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它等于轻易地将“伊斯兰”这个称号拱手授予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而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这还会对大多数正派的穆斯林造成心理创伤，或至少是心理压抑，长此以往则难免催生危险的后果。
这种认识完全无视了穆斯林本身才是受恐怖主义最大伤害的群体这一基本事实：就在巴黎恐怖袭击前一天，黎巴嫩的贝鲁特发生了导致数以百计的人伤亡的类似袭击；再往前一个月，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也发生连环爆炸，致近百人死。近期中东地区这两起严重恐怖袭击，均与ISIS有关。实际上，在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和阿富汗，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死于各类恐怖暴力，只是由于媒体关注有限，我们知道得不多而已。4年的叙利亚战争已致使400多万难民流离失所，他们中的大多数被安置在叙利亚周边的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等国。连经济实力如此强大的德国对于接纳100万难民的任务都显得捉襟见肘，上述这几个中东国家又何堪重负？无论是可怜的难民还是它们，都是恐怖主义最直接的受害者。可以说，在治理失败的广大穆斯林地区，爆炸、袭击、死亡……是下一刻也许就会降临的宿命。它们从未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过，因而也好像也就失去了得到媒体垂青的价值。
这些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虔诚的穆斯林，如果以“文明冲突”来分析恐怖主义，进而认为ISIS这类恐怖组织代表了伊斯兰的话，那么他们的悲惨命运又如何来解释？客观地说，恐怖主义所造成的“伊斯兰文明”内部的冲突远比它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规模更大、程度更严重。我认识的一位元维吾尔女孩经常气恼地说，“现在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仿佛他们（指极端分子）才是真正的伊斯兰！而我们倒反而里外不是人！”
越来越多人将可怕的恐怖袭击理解为伊斯兰与异教徒之间的战争，正是ISIS和基地这样的恐怖组织最希望看到的。而在略低的层次上，他们还非常希望这些恐怖袭击被描绘成伊斯兰教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战争。凭藉这种“我们和他们”标签化叙事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窃取“伊斯兰”的代表权；在穆斯林世界，他们就能自然而然地夺得“逊尼派”的主导地位。这将极大地有助于那些正处于人生叛逆期的年轻穆斯林将它们视为标杆，从而吸引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它们。
我诚然认为，宗教（或具有宗教功能的文化学说，比如儒学）是文明的基石，无宗教则无文明。从某种意义上看，宗教对于一种文明就相当于基因对于一个人。不同的宗教使不同的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就像不同的基因使不同的人有别于其他人一样。然而，“最重要的事情”并不必然是“所有事情”的原因。不同文明之间并不必然发生冲突，冲突也并不必然源于宗教。就像不同人之间并不必然会起冲突，而他们之间之所以起冲突也并不是因为他们基因不同。
如果硬要从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中寻找暴力因素，以证明当代恐怖主义根植于这种教义，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宣布，发源于中东的一脉相承的三种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都包含了类似的暴力因数。它们谁也不比谁更加面目和善，原因我刚才已经说了，它们的教义本身便是一个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没有犹太教就不会有基督教，没有基督教就不会有伊斯兰教。“发展”与“完善”，便是“伊斯兰”这个动态意味很强的词所蕴含的重要含义之一。
反过来说，我们还完全可以有把握地宣布，如果有人能够在伊斯兰教中寻找到多少暴力因素，我们也一定能够从中寻找到同样多的宽容和解的因数。这类似于有些人读了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后动辄将现代民主宪政同基督教教义联系起来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样有把握地指出，《四书五经》中的民主自由元素一点也不比《圣经》中少。任何教义都存在着多种诠释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同一种宗教内部会存在许多不同派别的原因，而且，越是创立年代久远的教义，其诠释的维度就越丰富。
我并不试图下结论说当代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扯得清楚的伪问题。我以为，将当代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整体性地归结到宗教和传统文化上去，是一种非历史和非政治的纯思辨工作。不是说这类理论学术没有价值，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对伊斯兰教本身展开讨论。相反，这类有品质的学术讨论眼下实在太少了！然而，假如我们试图展开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纯学术讨论，那就需要首先划定话语边界，而不是像现在许多人那样，将原本应当相当超脱的纯粹理论研究与情绪化的现实政治取向纠缠在一起。
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在诊断病情时直接将问题归结到病人的基因和染色体上面去一样，我们似乎很难斥之为毫无道理，因为大多数疾病的确与人的基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再说，一个人的基因要是十全十美，还会得病吗？但问题在于：难道隔壁那个身体倍儿棒的小伙子的基因就十全十美了？既然他也不十全十美，为何他没得相同的病？更现实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只要人的基因不改变，所有的病就都没得治了？
恐怖主义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
现代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所做的事情在性质上与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划等号的人所做的事情异曲同工：他们也是千方百计在伊斯兰教原始教义中寻找暴力元素。只不过那些“反恐评论家”这么做是出于恐惧和无知而妖魔化伊斯兰教，而恐怖分子这么做是为了蛊惑更多穆斯林加入他们，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
简单地说，不是伊斯兰孕育了恐怖主义，而是恐怖主义抱了伊斯兰的大腿。伊斯兰教被邪恶政治势力刻意曲解包装后加以利用，世界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自觉地认清并揭示这一真相，而不是在恐怖主义设置的议题和主导的叙事中越陷越深。我们不能因为ISIS和基地组织宣称自己代表是伊斯兰，就真的把它们当成了伊斯兰的主流。这不是在重复“政治正确”的伪善废话，而是迫在眉睫的严峻议程。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为什么恐怖主义抱的都是伊斯兰教、而不是别的宗教的大腿？前两天我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上面这段话时，就有网友这样跟帖。
我的回答是：首先，这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片面的判断。远的就不说了（不要忘了，在西方，“恐怖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仅仅我们这一代人，就见识过日本赤军、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埃塔等许多恐怖主义形式。它们都不是伊斯兰，难道我们应该从大和文明或天主教源头中去寻找它们的根源？其次，我不想否认，当代的恐怖主义大多来自中东伊斯兰世界。然而，这不正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社会治理失败的真实写照吗？
恐怖分子以伊斯兰的名义犯下的野蛮罪行，让穆斯林的整体形象笼罩在了巨大的阴影中；而“文明的冲突”之类外部视角则正在进一步压缩他们的身份和行动空间。
在现实政治层面，它导致了伊斯兰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正是恐怖袭击渴望达到的效果；就长期趋势而言，它还很可能推动伊斯兰和外部世界分别朝着更为激进化的方向分化。这种危险的趋势，已经在原本多元、温和的东南亚、印度乃至欧洲展露端倪。当年，发动“9·11”恐怖袭击的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还需要利用“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这块遮羞布来为自己的那破绽百出的意识形态博取感召力，今天，ISIS已经可以将自身的合法性堂而皇之地直接诉诸《古兰经》了。而无论是伊斯兰还是非伊斯兰，竟然都视之为理所当然！这10多年来，整个世界的观念光谱发生了多么大的偏离。
因此我认为，如果真的想要以建设性的姿态分析、讨论乃至最终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唯一可取的办法是将它重新拉回到概念清晰的政治框架内。就医院像治疗一个患病的人，最有效的还是在对他进行体温、血液、影像……检查的基础上开出药方或施以手术，而不是漫无边际地去探究他以及他祖先的染色体缺陷。
这就需要我们在讨论这类问题时首先确立一个基本认识：任何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基督徒”、“穆斯林”……不管信仰什么宗教，他们在最基本的人性层面都是相通的——都希望自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生活得更好。穆斯林并不会因为他们的伊斯兰教教义就有什么不一样。如果这一点得不到确认，那么政治层面的解决方案就不可能达成，留下的就只是一堆自说自话的前现代的启示式呓语。
由“文明冲突论”而衍生出来的另一个话题近来也相当有市场，它认为：伊斯兰教必须经历一个欧洲基督教世界曾经经历过的“路德时刻”，才有可能顺利地融入现代文明。
从我个人的角度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而且我隐约预感到，随着一次次可怕的恐怖事件以及对它们的各种维度的解读的层层累积，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本身的讨论会显著地升温，甚至公开化，越来越多人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冲破陈腐的“政治正确”藩篱而畅所欲言。然而，这种讨论如果仅仅发生在外部，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止步于纯粹的学术层面。有关穆斯林社会需不需要改变以及如何改变、从而加快完成现代转型的问题，终究是一个穆斯林社会内部的问题。外部世界有可能、也应该提供最大的帮助，但这种外部促进只能是间接和有限的，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伊斯兰内部，也许还需要仰赖一些很难人为掌控、甚至难以为人的理性所理解的偶然因素的促发。
如果将视野放德更宽广的话，我们会发现，世界上许多文明——我们中华文明亦复如此——都面临相同的问题，区别只在于程度和角度的不同而已。谁也无法预测一种宗教或文明的未来改革路径，因为文明的演进本来就没有什么单一的“历史规律”可循。
即便是宗教改革本身，在这个已经“祛魅”了的现代世界，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也将是政治性的，而非纯粹的教义修改（重新阐述）。就其对西方历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论，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的改革的主要结果是政治的而非宗教的——未经历“路德时刻”的天主教世界里的人们后来大多也很好地迈进了现代。这是因为，最需要改变的并不是天主教信仰本身，而是这种信仰与政治的关系。
结论是：将现代恐怖主义置于“文明冲突”的框架中审视，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原教旨主义思维。很难说得清楚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脱离了抽象的学术范畴，它就是极其有害的。这也再一次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众声嘈杂的“互联网2.0时代”，人们很容易跟随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把这个时代才有的许多新事物当作掀起历史上曾经一再浮现过的理念之争的素材。
写于2015年11月19-20日
作者：陈季冰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上海人，曾主持《东方早报》财经与评论工作，目前就职于《上海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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