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赛因 译 
译者按：知识的危机是什么？怎样的行为才是真正的行动呢？是否伊斯兰运动对武装斗争的支持而将学者的地位边缘化了呢？当今伊斯兰运动中伊斯兰学者所处的位置在哪儿？知识与行为，以及二者间有那些方面的联系与区别呢？针对这些问题，半岛卫视台在《教律与生活》直播节目中专题采访了世界穆学联委员，国际伊斯兰法学研究会会员，艾哈迈德·拉伊苏尼博士，以下是采访记录：
问：首先，尊敬的博士，有知识必定产生行为吗？
答：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一切赞颂全归真主，众世界的主，祈愿真主赐予先知穆圣及其后裔和全体圣门弟子慈悯和平安！
在伊斯兰看来，知识只为行动服务，因此学者们才说：“知必有行，行必有知”。假若，知行不能合一的话，那知识便如水中花，镜中月，终将被丢失。正如伊玛目布哈里在其所辑录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篇中说：“知识先于言谈；先于行动。”当知行合一之时，知识产生行动；而当知识与行为脱节时，知识反而成为不利于求知者的见证，即见证求知者对知识的轻忽。因此在伊斯兰看来，知行必定合一，有知而无行，就譬如海市蜃楼。所以说知识产生行动。
问：有时候，我怎么觉得知识和行为是相互脱节的呢？这是为什么呢？
答：这是很自然的，正如真主说：“你们是读经的人，怎么劝人为善，而忘却自身呢？难道你们不了解吗？”（黄牛章：44）；“通道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说你们所不做的事呢？”（列阵章：2）上面这两节古兰经明文说明：的确存在言行不一，知行脱离的事实。这是很自然的结果，要么因为对知识的价值和功用一无所知，正如对真主所责成的功修不知轻重缓急，行事极端或太过简易一样。因为，一个人的知识是可以求取的，而行为则是每日践行的工作，可能会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疏懒或偏执。因此，穆圣祈求主赐予他有益的知识，规避无益的学问。穆圣之所以祈求真主让他规避无益的学问，这是因为，正如前文所述，无益的学问对于求知者来说反而是不利于自身的见证，不过徒增求知者的罪过。因为，一旦知行不一，相互割裂之时，就是对求知者不利的反证。
问：请问，是否每一种学问和每一件行为，在教法上看来都是可取的吗？
答：可取的学问是知行合一的学问；是让求知者在今生和后世，以及人际交往中获益的学问，世人从这份学问中获益良多。这样的学问，在伊斯兰看来就是可取的学问。因此，有圣训讲述了一个人所施舍的川流不息的周济，以及他所遗留的财产时说：一个人死后，他的作为便宣告结束了，但是有三种情况除外，其中就有益人的学问。
由此可见，知识在伊斯兰看来，乃是益人的学问。而无益的学问不过是游戏而已。这种无谓的游戏不过是浪费时间。一个人，当他见到一件新事物，便学习之，如果这些学问对宗教、对道德，对工作、对生活都无所裨益的话，那么，对这些学问自然当敬而远之。因为其实质不过是浪费生命。而每个人却要对如何度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日子、自己的时间而面临终极的考问。因此，知行不一在伊斯兰中自然无栖身之地。
问：尊敬的博士，当我们从教律方面谈论知识时，是否所指的知识仅仅就是教门知识呢？还是也包括其他知识在内？
答：当然包括其它知识在内，只不过教门知识排在第一等级。我们说知识，首先指的是教门知识；说到学者时，首先指的是伊斯兰的学者；说到求学者，当然也首先指的是求取教门知识的学生。但是，这并非说，一些经训明文中提及的其它知识就是不合法的。这些知识既为宗教服务也为现世服务，因此可以说是有利、有益的知识，属于可以接纳的知识。如：医科和工科的知识，这些知识就是有利和有益的知识。假如在没有明确限定的情况下，我们所谓的知识包括各行各业的知识，这些都是合法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说的是特指的知识和学者时，那我们首先指称的不是医生，也不是工程师、天文学家，而是指称的是教门及其相关的知识。
问：先知穆圣视求知为每个穆斯林的强制主命，那么，要让穆斯林所做的工作获得真主悦纳的话，什么是每个穆斯林必须求取的最低限度的教门知识呢？
答：在伊斯兰看来，知识是穆斯林必须求取，必然因为不同的人和状况而存于分歧的学问，但是一般来说，在这些学问中有些常识是每个穆斯林必须求取的，即穆斯林在生活中，在宗教功修中，在人际交往中所需要的那部分知识。一个已婚之人，或即将婚配者需要了解婚姻所需的基本教法判律，以及关于夫妻关系的教法判律；如果将有孩子或已经有了孩子时，则应了解从怀孕、分娩和避孕等等常识；随后，对子女的教育，以及子女长大后从事的工商业、外出旅行、就业等相关的，每个穆斯林在这些领域内都必须掌握的教法判律。这是穆斯林必须掌握的最低限度的教门常识，即了解所需和所碰到的，以及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常识。
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属于只需专家学者掌握便可的学问，即一部分人必须掌握的学问。伊斯兰社群中必须有一部分代替全体成员而掌握这部分学问。要么专门研究，专攻教门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专门研究这些教门知识对于这些专家学者来说，必须深研细究，博学广治，每日精进。因为这部分学问是学者赖以作出教法判令、阐述判律、忠告劝慰、命人行善、诫人作恶的基础，不仅如此，这部分学问还是明辨是非，辨析善恶孰是孰非的基础。但是它属于只需部分专家学者，而无需所所有人都掌握学问，即部分人承担了真主所规定的必定的义务。当这些专家学者人数不多之时，则整个伊斯兰社群都有扩大编制，增进名额之责，务必达到在每个地方都有一名或多名专家学者；在每个城市都有一群专家学者。这就是强制主命下必须学习的常识和只需部分专家学者掌握的专门学识之间两种不同的学问。
问：这正如真主说：“信士们不宜全体出征，他们为何不这样做呢？每族中有一部分人出征，以便留守者专攻教义，而在同族者还乡的时候，加以警告，以便他们警惕。”（忏悔章：122）
答：这节经文正是其核心思想。
问：是的，尊敬的博士，请问在知识与行为间，不具备当代的学识，也可以做出正当的行动吗？一个对教门知识一无所知者，虽然他当履行宗教上的义务与主命，但是，可以因其自身的无知而找到藉口吗？
答：没有藉口可言。我说过，穆斯林对于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藉口说我不知道，只可说，这些事情跟自己的生活不是紧密相关。对于学者来说，教法上的任何问题都无藉口可寻，因为他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去求取答案。不可说不知道某段经文的注解，相关问题的教法判律，以及教法原理和立法宗旨。
在这个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务必为此而竭尽全力。倘若有所疏忽而未尽到当尽的职责的话，当遭问责与责备，并因此而成为怠忽职守者。至于被责成者，则没有任何藉口逃避其职责。即便是外出旅行之人，如果此前从未外出过，那他也应当了解可能在旅途中所遇到的关于宗教功修、人际交往、出行、吃喝、礼拜、朝向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提前了解，知道相关的教法判律；知道该如何安排。这正如旅行者要先办理签证、出入境手续，准备好现金、相关证件；安排好在什么地方入住等等。那么宗教上的事务也当如此。这之后，还有那些在生活中长期面临的事情，如所从事的职业等。这些都不是任何人可以找个藉口而回避的事务。一个自认为自己是穆斯林的人，在从事生产、参与人际交往、从事商业、外出旅行等活动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说自己不知道真主对这些事务的教法判律的。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假若他们不知道一些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的教法判律，则是可以谅解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也是一样，都没有任何藉口可言。
问：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无知或文盲而不知道的话，那么或许本地区的领导或当地的清真寺长老将承担相应的责任？
答：正是如此。
问：尊敬的博士，因此，也就是说，在为真主所悦纳的知识与行为中，我们应当达到一个标准？
答：不是这样的，一般来说，一种知识和行为能否被真主所悦纳首先取决于求知者和行为者对主在虔诚和敬意。所谓接受与否的问题，指的是在后世的悦纳。在后世，一切都将根据是否虔诚敬意而获得真主的赏赐，即，行为者本身不得公开而明确地与真主的律法相违背：或许一个人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违背了律法，而非出于怠忽职守和疏于对知识的求取和研究。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犯错，即便是学者也不免出错。正如我们知道：一个学者在独立创制教法时，如有错则得一次回报，如是正确的，则得享两次的报酬。因此，知识以及导致知行合一的知识，必定是虔诚为主，得获正道的知识。对于那些虽然有错，但是行为人本身并非故意或怠忽职守而出现的错误，其罪责是可以被赦免的。假若行为人虔诚敬畏，那么也是被真主所悦纳的。
问：请问，正确的答案是多元的吗？
答：这个问题本身类似于教法原理学上一个著名的命题——是否所有能够独立创制教法者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对此，大多数伊斯兰学者认为：正确的判断只有一个，除此外都是错误。而另有些学者则认为：每个具备独立创制教法能力的法学家的判断都是正确。但是，法学家大众认为只有一个判断是正确，除此之外的判断都是错误，不过假如判断者是能够独立创制教法的专家的话，那么虽然判断出错，但也得享其报酬。即虽出错而得享一份回报，失去了第二份报酬。但是，假若对于自己不很熟悉的领域，而随意地对一些问题作出判断，一旦出错，则是有罪的。
问：尊敬的博士，请问知行合一之间的真正危机是什么？
答：当然了，“危机”这个词或许是一个人为的术语，有其自身的多元内涵和表现形式，以及各种不同表达。自古以来，知行就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不说二者互为分离，如守贫而注重宗教功修之人，他们被视守贫的清廉之士，后来又叫苏菲行者。这些人学识不多，但是在宗教功修独自猜度，独自操守一些认为归顺真主的善功，或许在正教外有所添加，以至于多行异端。而与这些人相对应的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求取知识上，不是说学多了知识，而是说过于专注于知识方面而忽略了对知识的践行。这就是对知行的不同认识。前者是行动者，后者是求知者。知行分离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学者和奋斗者。后者驻守在对敌的最前沿，抗击敌人，守卫关防，他们对于驻守清真寺的求知者和修持者，以及在夜间力行拜功者多有轻视，认为奋斗在对敌最前沿的工作远远超越驻守清真寺的工作，而在清真寺的工作就像玩耍和游戏，尤其是在清真寺内所修持的自愿的副功，比起他们驻守关防，浴血奋斗的艰辛工作来说宛若游戏一般。这也是从各自的出发点看问题和观点不同所致。
同样，今天，我们在伊斯兰运动中也发现有些青年人，他们抵抗外敌，献身沙场，为主奋斗。与他们相对应的是那些伊斯兰的学者群。这些学者们或许被沙场上冲锋陷阵的年轻人们指控为缺失真知；而学者们则指控年轻人们行为鲁莽，盲目行动。所以说，类似这种形式的知行不一常常因为不同的衡量标准和多元的表现形式而存在。
问：在我们来谈伊斯兰运动和学者们之前，最后一个问题是：求取知识和修持功修二者间，孰先孰后呢？
答：首先，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放在判定知行分离的法官位置上，来选择知识与行为。在此，我举述一段很长的健全圣训，这段名为杰里赫的圣训传述说：穆圣在讲述前人时说，一位名叫杰里赫的修士，他在犹太会堂专事清修，他的母亲来见他，要他帮忙办件事，便在会堂外叫唤站在会堂最高处的杰里赫说：杰里赫啊！你下来。杰里赫看到是自己的母亲，于是说道：主啊，我的母亲，我的祈祷，二者我选择哪一个啊？于是，他抛下了他的母亲，而专事祈祷……这个故事很长，也广为人知。其中的教训就是：我不像杰里赫那样，逼着自己在二者间选择，说出选择我的母亲还是选择我的祈祷这样的话。不然，我们不应当说这样的话，杰里赫也不应当说这样的话。正如圣训中所显示是那样，杰里赫做错了。所以我们不说，我选择知识还是行动，一定要在二者加以区分，而是从优选的角度出发，知识先于行动。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伊玛目布哈里传述的著名圣训已经成为学者们共同的一项原则，即以知识篇为开端：一个人在开口前必须知道自己要讲的内容，而所要讲的知识先存于脑海中，然后搜寻合适的言辞加以表达。在这之前，脑海中已经确定着这是正确的，是好的，是有益的后才会开口说话。即便是说话都需如此，更遑论生活中的工作，建设一项工程项目等等。在这些行动之前，务必有所了解，有所预算。因此，学者们才说：“知识先于行动”。
知识是先锋，行动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因此，无论什么问题，每个人都是知识先于行动。尽管这只是一般泛泛而言，我们有时为了行动而让知识优先，随后是跟进的行动，于是我们就处于一个循环往复的圈中。但是从真正的开始来说，还是知识先于行动，同样，知识之后务必有跟进的行动。以免落入真主说：“你们说你们所不做的，”范围内，或者说陷于那些光说不做的学者群中。
问：尊敬的博士，关于伊斯兰运动的问题，总体说来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这些国家的学者们是运动的发起人和奠基人，假若我们今天来谈处于当代现实中的伊斯兰运动的话，请问，伊斯兰需要学者们做些什么？
答：伊斯兰运动对学者们的需求就像伊斯兰社群对学者的需求一样，甚至更为迫切。对此，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伊斯兰运动对学者的需求犹如伊斯兰民族和所有是社会成员，以及社会机构对学者的需求一样。伊斯兰学者们是引路的明灯；是正道的指引者；是导师。他们为伊斯兰社群排忧解难、解惑答疑，积极应对新生事物，照亮黑暗之域。
每个运动和每个群体务必跟随学者们，把问题交付于他们，并拥有一群学识丰厚的学者专家，否则便将陷于迷误中，从迷误走向毁灭和堕落。因此，伊斯兰运动离不开学者，尤其是关注伊斯兰宣传的伊斯兰运动更离不开学者们。这不是从事商业活动，即便是从商都不能缺失学者的指导，更何况宣传和阐述伊斯兰的宣传活动呢？！这个运动要想消除疑惑，抵制敌人的蛊惑之词，清除障碍……凡此种种，即便是学者不是必要条件，那至少也应当是充分条件，让学者们在旁摇旗呐喊。
问：有人指控伊斯兰运动把学者们边缘化；把那些有识之士排斥在那些所谓的有德之士和积极分子之外，请问，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
答：首先，我不赞同伊斯兰运动把学者群边缘化的说法，但是，我或许我会说，伊斯兰学者在这场运到中，没有占据他们应有的位置，伊斯兰运动本身也未曾关注学者们在运动中的地位；未曾关注对学者的培养和赋予他们在伊斯兰运动中所需的相应的地位。“边缘化”一词或许有点夸大其词和诋毁之嫌，我不主张这种说法。我个人认为伊斯兰运动将学者的位置边缘化，这是绝不可能的。当下边缘化伊斯兰学者位置的人是那些要建立所谓现代国家的执政当局。历史上的伊斯兰国家，不管分歧有多大，都是建立在伊斯兰知识体系上。因此，哈里发的顾问、法官、行政人员、穆夫提、军队统帅和指挥员都是由学者来出任。当时任何一位哈里发、艾米尔或地方总督和军队领袖都离不开学者们。但是，如今，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程度不同地得以推行。说这些伊斯兰学者在这些国家被边缘化的说法是正确的，即，在这些国家，伊斯兰学者被远远地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并对他们说：你们回到你们的住所去吧；你们就规规矩矩地讲讲卧尔兹（劝诫）吧，其它的都跟你们没有关系。围绕着这个本质的出发点，各国边缘化学者们不过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像这样的有意的排挤，我们可以称之为“边缘化”，因为这是有意为之；是政府的政治，以至于变成了很多在野或执政的政治家们的政治诉求。
我要说，伊斯兰运动疏忽了让学者们担任相应的位置，没有很好的依靠学者们；没有很好的把学者们推到运动的先锋队中。这些都没错，但是除此外，学者们也不是没有一定的责任。在近现代以来的学者们，仿佛他们本身就有着偏离伊斯兰民族的战场；远离伊斯兰社群事务的潜质，这些事务如宣教问题。这是一个互动的问题。很多伊斯兰运动的阵线中的领导人、青年人和工作人员，并不是很在意他们的领导是一名学者或一群学者；也不在意他们的第一梯队是学者。这种不在意说明了他们并不认为学者在第一梯队是件必要之举。或许在他们中有部分人看来，这是件可遇而不可求之事等等。但是，同样，学者们也不是很重视。我曾经遇到过一些学者说：我们不适合加入到伊斯兰运动的行列，这个运动也不适合我们。这是有原因的：要么是为了人身安全而自保；要么是为了营谋权势；要么是为获取某些实利，得享清闲。因为学术工作有各种发挥的管道，可以在清真寺中，可以登上讲台，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开办图书阅览，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件轻松的事情；而伊斯兰运动的实际工作则充满了艰辛与困苦，倍受打击，代价巨大。这些原因或许也令一些学者望而却步。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双方都要承担责任的问题。
问：据我所知，你曾经是摩洛哥伊斯兰运动的领导人。在黎巴嫩，直到最近，费萨尔·马拉维长老一直是伊斯兰运动的带头人。还有很多例子都说明，在伊斯兰运动中，学者们都处于运动的领导层，那么，您所说的伊斯兰运动在推介学者方面的的不足又是从何说起呢？为什么呢？
答：首先，从伊斯兰运动方面说。我说过双方都要承担责任。对于伊斯兰运动来说，伊斯兰运动是席卷这个时代的洪流，它是一场抵抗运动，或者我们说宣导政治改良的斗争运动；是一场抗争运动。这项工作本身就具有每天向前推进和斗争的性质，需要运动；需要迅雷之势；需要各种组织和规划，即政党的或类似党派的组织，而学者们对于这方面是反应迟缓的，很少投入到党派中。与此同时，伊斯兰运动方面也需要忍耐学者们，理解学者们。但是，斗争的车轮滚滚向前，伊斯兰运动人士感到没有学者的参与，他们可以更为迅猛，更能积极宣导伊斯兰运动而避免了许多来自于学者们的阻力、条件和限制等等。而学者方面呢，正如我前文所述，或许没有足够的动力促使他们更多地关注伊斯兰运动。如我曾经说过：学者群中有一类学者的确如此，这是无可置疑的，我们与这类学者共同生活，亲眼所见。这类学者逃避伊斯兰运动的繁重工作，有时，由于各国不同的政治氛围，这类学者甚至不愿靠近伊斯兰运动。这就是个中原因。
问：诚如一位伊斯兰运动的领袖所说：或许在一些国家，有些宗教机构对一些学者施加压力，目的就是不让他们参与伊斯兰运动。尊敬的博士，就在我们谈话中，你曾说，按照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来说，知识优先于行动，那么我们又当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和这种观点呢？
答：是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之前说过知识是行动的向导；知识优先于行动。这个优先问题是无可置疑的，为什么呢？因为知识是光明，行动如行走于暗夜的路径，试问，有人可以未点亮火把就起程吗？可以在暗夜中没有火把的照亮而行进很长的路程吗？同样吗，没有知识的行进就犹如没有光亮的前行，处处碰壁，迷失道路，堕入陷阱等等。这就是知识的优越性。因此，知识优先于行动，因为由知识来界定前进方向、目标、进程和步伐，以及哪些是行动所允许，哪些是行动所不允许，哪种方式可以或不可以采取，这些假若没有知识的话，正如我曾说的那样，那伊斯兰运动必定会四处碰壁，面临危境和不足，因此说知识优先于行动。
问：尊敬的博士，有人认为淡化学者的地位不仅仅限于伊斯兰运动，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答：是的，这是我曾指出的普遍现象。社会或许就排斥和回避学者们，对他们的地位没有给予高度的评价。有多少学者因为遭到冷淡和反对而远赴异国他乡，他们在异国他乡得到优渥的待遇和关怀，倍受人们的尊敬。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便是众先知也有迁徙他乡之举。或许他们没有找到适合于他们，适合于他们召唤的土壤而迁徙他乡。历史上，大多数先知都曾经迁徙，这就说明，普通民众本身就有所不足，或者说对学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抵触。这一点应当提醒大家注意，让世人时刻注意我们的学者们是我们的引路明灯；是我们行进正道的指导者；是我们在宗教和世俗领域的领袖。因此，我们应当推介他们，高度评价他们，永远都不要排斥他们。这是对民众而言。
此外，我曾指出过，这也是执政者当承担的职责。按照伊斯兰的原则看来，执政者阶层必须由学者来担任。历史上，欧麦尔哈里发就曾经和其他学者协商处理国事。他说：“你们当学习，然后再领导”，即在社会中担任领导职务之前，首先学习而成为学者，成为法学家，然后再担任领导职务，成为社会公众人物。当统治者自身鲜有知识，缺乏专家学者处理事务时，或许在今天，我们发现执政者中不过是军人、经济人和政客或法人，在这种情况下，那至少应当重新评价学者们，因为执政者和国家的决策将针对所有人贯彻，不得不慎重。所以说，执政者对学者们的确有所边缘化，而没有给予学者们相应的地位。当下，在很多伊斯兰民族的事务和穆斯林社会事务，以及社会问题上，我们很少依赖于学者群，直到问题恶化了，我们才想起让学者们出面做些拯救工作等等。其实，对于这些问题，学者们从开始就应当涉足和介入。所以说，学者群的普遍边缘化是存在的，就是现今在所难免。我认为，就在我说话此时此刻，伊斯兰运动对学者的边缘化就存在，或许比起社会中学者群被普遍边缘化而言，伊斯兰学者被边缘化得还不是很突出吧。
问：尊敬的博士，请允许我让穆兄会领导阿卜杜·穆勒艾姆·艾布·福图哈博士从开罗加入我们的对话。请问艾布·福图哈博士，七十年代后，有人说伊斯兰运动很少有艾资哈尔的学者参与。伊斯兰运动的领导层都是些医生、工程师。有人还说：“我们的宣传活动中不能一山容二虎——军事人员和艾资哈尔人”请问，这种说法对吗？你们有何解释？
答：原则上来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难于想像高擎伊斯兰旗帜，以传播伊斯兰思想和召唤为己任，并以伊斯兰思想为教育指导方针的伊斯兰运动，会没有学者们的位置；会没有让学者们得享崇高的地位。至于当下伊斯兰世界中，伊斯兰运动中缺失学者群参与这种情况，则是一个实情。我认为这种情况归咎于伊斯兰运动在整个世界所遇到的误解而导致的，包括伊斯兰运动本身也需要对这一现状重新考量、反省。考量伊斯兰运动这个全面改良的宣教运动的贯彻和执行情况。运动的领导层务必由有识之人和宗教学者来担任；由有着独立意见和思想的宗教学者担任。领导层或许会是医生和工程师，但是他们务必要有同等的学识，他们的工作首先是从事行政层面的工作。对伊斯兰运动的误解和混淆把伊斯兰运动全面的宣教角色与伊斯兰的全面性混为一谈；还把伊斯兰运动的党派作用（对政权的角逐）与伊斯兰的全面性相混淆。我呼吁所有的伊斯兰运动重新考量运动的执行情况：是否运动已经成为以伊斯兰为最高原则而角逐政权的政党运动；还是它仍然是一个全面的宣教和教育的改良运动。我认为伊斯兰运动应当保持在第二种情况下；应当有学者群的参与，并让他们扮演自身的角色，发挥他们的才干。因为伊斯兰运动推出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原则、一种信念、一种观点、一种按照伊斯兰来教育世人的教育方针。这样的运动怎么会没有伊斯兰学者的参与，并担负职责，发挥才干呢？！这是我对伊斯兰运动混乱局面的个人观感，在这种混乱局面中，政党与宣教相混淆，而不是政治与宣教相结盟。因为有些穆兄会成员，他们是世俗主义者，呼吁宣教与政治向分离。而我认为，政治不可能与伊斯兰的宣教相分离，因为它是伊斯兰的宣教一部分，但是政党可以和宣教活动相分离。这也是我所呼吁的。我呼吁伊斯兰运动，如穆兄会重新考量这个问题。
问：或许我可以在此传述巴勒斯坦兄弟萨米尔的说法：“根据现阶段的需要，伊斯兰运动有必要全面反思，重新开展活动。”
答：是的，所有的运动，包括伊斯兰运动在内都需要对其执行情况加以反思，反省其推行的手段和方式，反思其时不时改变的观点，但是其条件是在伊斯兰价值和我们引以为荣的伊斯兰文明的原则框架内加以反思。
问：有人说，伊斯兰运动的领导层中鲜有学者的原因是因为伊斯兰运动很少建立在民主的机制上，并通过投票来选举领导，而是不管是否是学者都由行政任命产生。
答：不是这样的，我不认为是这个原因。伊斯兰运动中有民主和协商活动，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我前文所述的对伊斯兰运动的误解和混淆。因为伊斯兰运动应当清楚地表明其理念、目标和作用，随后根据这一理念而挑选领导层，选出能够履行以伊斯兰的全面思想来宣教和教育的领导层，以区别于政党的职责，二者间有着明显的区别：选党主席是为了以伊斯兰的思想和价值理念来角逐政权，而选举主张全面改良社会，改革政坛的教育与宣教的伊斯兰改良运动的领导人，则是一个需要对我们的伊斯兰运动的理念加以反思和内省的问题。反思我们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我所扮演的角色究竟是什么？自伊斯兰来临和伊斯兰思想存在的1400多年间，学者们常常担任政府要职，开展宣教运动，劝善诫恶，代表学者和权力存在，并遵循伊斯兰的价值理念。而在权力与政权，权力与宣教一旦相混淆之际……
问：问题很清楚了，尊敬的艾布·福图哈博士，谢谢你从埃及开罗参与我们的讨论！在节目结束之际，我们再次感谢世界穆学联委员，艾哈迈德·拉伊苏尼博士。
（侯赛因译自阿拉伯半岛卫视《教律与生活》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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