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良 
伊斯兰教虽然有其基本教义、教法，但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特色，换言之，伊斯兰教的“种子”虽然来自一个地方——阿拉伯半岛，但被移植到世界各地后，由于“气候”“水土”等差异很大，这颗“种子”结出的“果实”在形态、色泽、味道等方面也有所不同。自然，中国的伊斯兰教，虽然也来自阿拉伯半岛，但在中国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一千三百多年的浸染下，也带有某些中国色彩。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是指伊斯兰教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中，在保持其自身固有根本信仰、礼仪制度与价值内核的前提下，积极地融入中国社会，从中国文化中吸取有益于其生存发展的因素而作适当的变通，表现出不断适应中国社会而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倾向，如果根本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信仰，那它其实就不成其为伊斯兰教，更谈不上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首先不应该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立场、观点与宗旨，其次是在应对和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中有所发展和创新，并通过中国化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
表层的本土化
比如服饰文化的变迁。伊斯兰教的服饰观基于两个原则：一是遮羞蔽体，二是洁净、朴素、庄重。在中华大地上，每天都有一大批身着各色服装的穆斯林在做着宗教功修，在他们身上既能看到伊斯兰的深刻影响，又能读出其本民族的特色。以中国回族的服饰演变为例，其形成、演变、发展处处都体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印记。先是唐宋时期的回回先民——蕃客们，身着阿拉伯的长袍大褂、头戴太斯他儿，客居在中国的蕃坊里传播伊斯兰教，尽管他们并没有融入主流社会，但他们特殊的服饰奠定了回族服饰的基调。紧接着，元代时期，回回先民们活跃在中华大地上，他们的信仰、服饰影响了一大批人，所以元时出现了“缠头回回”遍天下的局面。到明清时期，回族的服饰发生了很大变化：去掉缠头，只保留了“白帽”，足以证明伊斯兰教的服饰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更多地引入时代、民族的特色。进入近现代，回族的服饰又受到时尚潮流的冲击，信教群众的服饰更趋大众化、平常化。
再看饮食文化的创造。清真菜是中国重要菜系之一，它是在严格遵守伊斯兰教饮食规定的基础上，由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地方风味组成。在博采中国各族人民烹饪技术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具有浓郁的伊斯兰特色，又不失中国传统菜肴的烹饪特点。中国穆斯林在严格遵守伊斯兰教饮食规定的基础上，学习各民族优秀的烹饪技术，将清真饮食制作成中国的一大特色菜系。
饮茶是中国穆斯林又一十分普遍的爱好。中国是一个茶文化大国，中国穆斯林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在茶的品种、泡制、茶具的质地上更加讲究。比如“盖碗”是内地汉族所使用的传统茶具，它由茶盖、茶碗和茶盘三部分组成，西北的回、保安、东乡、撒拉等族穆斯林，将其改进，增添了伊斯兰的图案、设计，颇受穆斯林大众的喜爱;在茶叶的种类上，广大穆斯林群众进行了深加工，制成红糖砖茶、奶茶、白糖清茶、冰糖窝窝茶等。
建筑文化的纷呈。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重要建筑，自从伊斯兰教传入我国，清真寺便在中国遍地开花。细心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清真寺与阿拉伯地区的清真寺在建筑样式、结构、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区别。中国的清真寺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近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主要是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来华时所建，大都采用砖石结构，平面布置、外观造型和细节处理上基本都取阿拉伯式样，是以阿拉伯建筑风格为主的建筑物，但其中或多或少的有中国传统文化影子，这类清真寺的典型代表是广州的怀圣寺，尤以其光塔最具特色。第二类是中国式的清真寺，它们多是以木结构为主，更多的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是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制。其特点有：中国传统寺院的完整布局(或称宫廷式)，即一连串四合院的建制，沿着一条中轴线有次序有节奏地布置若干庭院，其都有各自的特色与功用;都有中国传统阁楼式的邦克楼，有中国大木起脊式的礼拜大殿;富有中国情趣的庭院设置：如在清真寺内种植花草树木，设置香炉、鱼缸、立碑及碑亭、悬匾等;建筑上的装饰、彩绘(中国传统的彩绘技术，以及对梅、兰、竹、菊的偏爱)，房脊上的骑兽(富有中国神话意义)。这类清真寺的典型代表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
深层的本土化——“以儒诠经”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中，其信仰的主体——中国穆斯林起了主要作用。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哲学、教法、教制、历史、文化等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其中，明清之际中国穆斯林学者的“以儒诠经”活动具有典型意义，开启了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先河，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末清初，是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由于穆斯林非常普遍地使用汉语，一些地区的穆斯林群众已经不懂《古兰经》原文的文义，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衰退现象。穆斯林以“口传心授”来传播伊斯兰教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一些非穆斯林民众和士大夫因对伊斯兰教不了解，也往往妄加猜忌和排斥。基于这种内部、外部两种原因，江南如南京等地的穆斯林学者，从维护伊斯兰教的实际出发，相继开展了汉文译着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他们群起著书立说，阐述和宣传伊斯兰教义，“以儒诠经”，通过吸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中的思想资料来阐释伊斯兰教的内涵，并回答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如：张中的《归真总义》，王岱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马注的《清真指南》，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宝命真经直解》《四典要会》《大化总归》《性命宗旨》《天理命运说》等。
明清时期江南和云南等地的这些穆斯林学者，由于自身所处的独特环境和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其学术渊源、文化气质等诸多内在和外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其恰好具备了学贯中伊、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条件和能力。这些穆斯林学者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被称为是“中阿兼通”，“怀西方(指伊斯兰教)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甚至是儒、释、道、伊斯兰“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他们将“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
这些穆斯林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吸收与改造了包括儒、道、佛各家在内的概念、范畴，来阐释、表述伊斯兰教教义。例如，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一书中就借用了诸如真一、元始、普慈、真赐、五常、真忠、至孝、参悟、前定、今世、后世等来阐述伊斯兰信仰的基础。 “一”，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很早就被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儒道都十分重视，如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等，汉文伊斯兰著作中为论证信仰独一，也特别重视这个概念，称“正教贵一”“认主独一”“真主独一”等等。
刘智在《天方典礼·真宰》中说“理会得一为一”“经义通篇，只以一字贯之”。王岱舆吸收、改造了“无极”“太极”和“一”的学说，提出了“真一”“数一”“体一”的“宇宙起源论”。刘智认为，“太极”“无极”“道”之前的“无称”才是先天世界的总根源。一方面，刘智赞同周敦颐“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的学说;另一方面，他又向前迈出一大步，认为世界的本原还不止于此，仍可向深度探究，认定在太极和无极之先还有一个无称而称的、“无对待而立”的“造化之原主”，这便是“真”，或“真宰”，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总根源。
中国穆斯林学者还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结合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并对之有所创新，提出了“五典”说。刘智是这一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他在《天方典礼》一书中，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他的“五典”之说。所谓“五典”，实际上是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个方面的人伦关系。在五伦的先后顺序上，儒家以“君臣”为首，伊斯兰教列“夫妇”于首位，刘智认为夫妻是人伦纲常之本，修此伦，家道才能得到治理，能理家道才能使长幼有序、治国有道、亲朋相近。伊斯兰教设立“五功”(念、礼、斋、课、朝)以完成天道，又立“五典”以完成人道，天道、人道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
近现代以来，国家处在内忧外患当中，中国穆斯林学者提出了鲜明的主张——爱国爱教，强调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每当国家处在危机关头，中国穆斯林挺身而出，为了国家牺牲一切，乃至生命。当代一些穆斯林学者呼吁中国穆斯林增强国家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提出“融入主流，保持本色”的主张，引起广泛共鸣。当前，在伊斯兰教领域，要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独立自主、自办教务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关系。
【马明良,现任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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