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灵之旅

作者：奥尔汗·帕穆克  　　译者：李佳珊　　出版：麦田(台湾)　　文：张信刚　

　　1.约会伊斯坦布尔

　　2004年1月，暴风雪吹袭后的一天，伊斯坦布尔的行人道仍被积雪覆盖着，温度在零度以下。我和妻子沿着位于金角湾(Golden Hom)之北时髦的伊斯迪克拉尔 大街(1stiklal Cadessi)散步，在附近看到不久前遭恐怖分子炸弹袭击的英国领事馆。当时我们既寒且饥，刚好看见一间叫做“哈吉巴巴”的餐馆，店名与我二十年前读过的一本小说中主角的名字相同。

　我们除了在这间饭店吃了一顿简便可口的午餐，还做了一件有用的事。出发前我透过土耳其驻香港总领事馆，希望能在伊斯坦布尔与著名作家奥尔汗·帕穆克(Orhan Pamuk)会面；土耳其外交部追踪到正在印度旅行的帕穆克先生，并把我的要求通知了他。我们带着他的电话号码到伊斯坦布尔，没想到却遇上几年来罕见的大风雪。除了一些行程要调整外，最恼人的还是没法联系上帕穆克先生。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行程只剩下两天，与他会面变得更为紧要，因为他的新着《Istanbul》目前正是电台与电视的讨论热点。吃午饭的时候，我灵机一动想到不如试着发一张传真给他。餐馆经理也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他说：“帕穆克先生是我们的好顾客。”

　　翌日上午，我接到帕穋克先生的来电；原来他前一晚才回家。他提议在离哈吉巴餐馆不远的枢密院酒店 (Divan Hotel)一起吃晚饭。走进餐厅，我一眼就认出了帕穆克，他的模样跟《我的名字叫红》封底的照片完全一样。进餐时我们的话题当然离不开袖珍画艺术，因为《我的名字叫红》的故事情节就是依此展开的“我们还谈到伊斯阐社会的前景，过去十年来(特别是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土耳其人的心情等等。回想起来，这整个景况真有点超现实的意味。

　　去年夏天，我和家人乘邮轮度假；动身前，一位朋友知道我对伊斯阐历史与文化的兴趣，特别送给我一册《我的名字叫红》(My Name Is Red)，一本以16世纪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小说。在邮轮上一周光景，我竟沉迷于这本情节交错、行文生动的小说，对豪华邮轮上的其他活动很少参与，亲戚们因而替我取了个浑名“我的名字叫红”。就在这次旅程中，我们夫妇俩决定到伊斯坦布尔过2004年的春节。

2.红堡的故事

　　初次接触穆斯林，要追溯到我在山东济南的孩童时期：那时我有一个邻居同学，衣着举止与大家没有什么不同，但从来不留我在家吃饭、他说他家是“回民”，怕在我家错吃了禁忌，在台北成长期间，时常与同学去新生南路上的天主教堂，教堂旁边矗立着一座庄严但孤寂的清真寺，但它没有引起我进去窥探一下的好奇心。

　　1963年7月，我赴笈美国史坦福大学。当时父母在埃塞俄比亚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我要获得学生签证，必须到埃国办理，因此得以经过贝鲁特、开罗、喀土穆等阿拉伯语城市。以后在大学里也先后与几位穆斯林一起工作，但我对伊斯兰历史与文化的兴趣是在1981年，我从麦基尔大学取了一年休假，到巴黎大学任访问教授时才开始。

　　1981年圣诞新年假期，我们一家人到西班牙旅行。丰富多辨的民间文化及星罗棋布的堡垒，深深打动了我；尤其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非摩尔人对西班牙建筑、音乐、舞蹈等艺术的影响，特别令我倾心。正如同我是通过海明威的笔初步认识20世纪的西班牙，我又从另一位美国作家 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笔下的故事，初步认识到从8世纪初到15世纪末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出版于1832年的《红堡的故事》 (The Tales of Alhambra)，读来饶有情趣，尤其是像我这样曾由Sevilla游历至Granada的读者。直至1492年摩尔人被逐出西班牙，Cordova、Sevilla、Granada先后是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无论清真寺、宫殿、花园，都是那么高雅精致；它们之兴废沧桑，又是那么引人入胜。我读到又看到八百年间伊斯兰在伊比利亚半岛(摩尔人称之为Al-Andalus)的痕迹；小国林立、君王兴替，使我立即为一个摩尔人历史的aficionado(热爱者)。自七岁听到“回民”一词以来，我初次对伊斯兰产生强烈的兴趣。

　　西班牙虽位于伊斯兰帝国的西陲，却是中世纪欧洲最先进及开明的地方。在摩尔人统治下，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睦相处，农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质量之高和品种之多，称冠欧洲。西班牙学者更把阿拉伯文和希腊文作品谭成拉丁文，让全欧洲人可以阅读；摩尔人治下的西班牙堪称“涕泣之谷” (Vale of Tears；中世纪天主教以这个词表述“现世”)中的明灯。

3. 真主一统东西

　　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受真主安拉启示，开始在其出生地麦加宣教，但成绩有限因而于622年，迁至麦地那。十年后他去世时，他所建立的一神宗教，不仅为阿拉伯半岛的部落所接受，并形成一个以麦地那为精神及政治权力来源的新的阿拉伯国家。在穆罕默德死后百年，阿拉伯人以极大的宗教热情，通过连番征战，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西至大西洋滨，东达中国边界。他们力量勃发、版图扩张之迅速史无前例，可谓应验了《古兰经》所言：“真主一统东西”。

　　倭马亚哈里发王朝(Umayyad Caliphate，661-751)定都大马士革，很多希腊化的阿拉伯人以及希腊人协助哈里发执行统治，并建构出新的文明。众多杰出的非阿拉伯裔穆斯林，都是波斯人；他们居住在西南起自美索不达米亚，东北迄至河间地(即咸海之东，钖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土地上，秉承着古老文化，对伊斯兰政治、哲、文学及艺术，影响深远。波斯人更凭着娴熟的统治之术，在以巴格达为首都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Abbasid Caliphate，750-1258)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由于波斯人的贡献，9、10世纪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黄金时代。

　　10世纪末，阿拉伯帝国中波斯民族主义开始展现。费尔道西(Firdausi)着《众王录》(Shanameh)，缕述波斯历史”尼札米(Nizami)所著《五卷时》(Quintet)，则是穆斯林文化传统中的闻名传说，当中的爱情故事《霍斯洛与希琳》和《蕾莉与马杰农》，比起《罗密欧舆朱丽叶》在基督敦世界的流行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格达以东的伊斯兰世界，原是哈里发的直辖范围，11世纪后也慢慢落入操波斯语的地方首领的手中。这些首领常常从布哈拉和撤马尔罕以东以北的亚洲大草原，招募突厥人为土兵或奴仆。因此大量突厥族群转用波斯语书及文化，有的还建立自己的王朝。其中著名的嘎兹尼(Gazny)王朝，在公元1000年前后，多次攻入印度河流域，在其最鼎盛时期领有东伊朗、呼罗珊、阿富汗及印度河谷。

　　突厥族群大批从亚洲大草原西迁并改信伊斯兰教，为传统伊斯兰注入新养分。突厥人是游牧民族，原奉行萨满教，但受到在草原上漫游的伊斯兰苏非教士的感化而改变信仰；突厥人固有的信仰和习俗，却又反过来在说突厥语的穆斯林中，改塑了一些苏非派的仪轨。更重要的，是突厥族群无论是公务往还或是科学、文学的探讨，都逐渐使用自己的语言；他们又轮番向西推进，沿途取代说波斯语的统治者，表现了突厥民族力量的兴起。11世纪，他们的势力范围包括称雄中亚、统治力直达喀什(Kashgar) 的喀拉汗王朝以及盘据安那托利亚的塞尔柱突厥部族。当时辞典编纂家喀什人马哈穆德在他所主编的世界首部突厥语辞典的序中写道：“我看到真主令帝国的太阳在突厥人家中升起”，充分显示出突厥人的豪傲。

4.蒙古崛兴

　　虽然12世纪以后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政权日趋衰落，并接连受不同种族的军阀操控，伊斯兰世界却在地理上、种族上及语言多元化上不断继续扩张。但不久后，伊斯兰世界中的所有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希腊人及斯拉夫人，加上来自西欧的十字军和穆斯林地区的奴隶兵(Mamluks)，都将受到源于贝加尔湖和阿尔泰山脉的游牧部落的震吓。

　　成吉思汗(162-1227)及其儿孙，在四十年间三次远征，闪电般地征服了花刺子模、呼罗珊、西伊朗、美索下达米亚、高加索、安那托利亚、巴尔干半岛诸国及南俄罗斯。蒙古人起初残暴地对待手下败将，后来却相当有手段地罗致地方精英去治理当地。这正合乎我国的名言：“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1258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占领及掠夺巴格达，处决了哈里发，并杀害数以万计的居民，结束了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统治。其后他被封为伊儿汗王，统领阿姆河和幼发拉庭河之间波斯人的地方，跟在河间地的察哈台汗圃和在北高加索和南俄罗斯的金帐汗国鼎立。起初，这些蒙古可汗是佛教徒，但一、两代后，全都改奉了伊斯兰教，并且逐渐从中国的大可汗独立出来。他们继续保持及推动与中国的贸易，并从中获取厚利。一些可汗更成为艺术品的赞助人，使波斯和突厥地域中孕育出的绘画，明显地受到中国的影响。

　　14世纪末，帖木儿(1336-1405)，一位出身卑微而说突厥语的蒙古人，承袭其祖先所为，先对中亚及西亚进行恐怖统治，然后拢络地方精英协助治理，颇有成效。他和先前蒙古人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伊斯兰教的无限忠诚。然而，帖木儿对那些胆敢抗拒他的大军的同一宗敦的信徒们，却格杀勿论，毫不留情。他在伊斯法罕屠杀了数十万居民，并用死者的髑髅堆成高塔，与旭烈兀在巴格达的暴行如出一辙。另一方面，帖木儿的儿孙在他们各自的领地上，成为有文化修养的统治者及艺术和科学的推动者。

　　细心的读者应会注意到我由缕述个人对伊斯阑文化的兴趣，转移至历史的回顾。这是因为我写此文的动机，来自《我的名字叫红》，因此我要对此书的历史背景做一个铺垫。但在论及这本书之前，我想先谈谈另一本书《哈古巴巴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aiji Baba) ，亦即本文题目的前半部分。

5. 波斯流浪记

　　当我刚对伊斯兰产生兴趣时，亦即是西方试图从霍梅尼所启迪伊朗革命的冲击恢复过来的时候，1983年，我在麦基尔大学图书馆的销售会上买得一本《哈吉巴巴历险记》。此书是James Morier的作品，1824 年于伦敦出版，我购入的是1937年的版本，附有许多Cyrus LeRoy Baldridge的插图。Baldridge为准备这些图画，曾在伊朗游历整整一年。

　　Morier是奥图曼(Ottomam)帝国一位英国商人之子，他于1808-1815年间在波断任外交官，并乘机四处游历。历险记的主角哈吉巴巴是个理发匠，但受命运拨弄，浪迹波斯各地，财富屡经变动。当时欧洲入对东方充满好奇，但知其底蕴者则甚少“这本流浪冒险武的传奇故事书，为 Morier 滞来相当的名声和财富。

　　这部书文笔流畅圈默。我狼吞虎咽，想以最快的速度阅览全书；但由于对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地域及社会习俗不甚了解，因此阅读要快也快不起来。读完这本书，我对穆斯林的生活方式，特别是19世纪波斯人的生活，好似有了一些认识。我并察觉到作者在描述到一些喜搞诡计、贪赃枉法的角色，其至是主角哈吉巴巴的时候，笔下总带有一种优越感。至于害中文字或插图所呈现的内容，我一如19世纪的欧洲读者，没有知识去判断孰真孰假

　　但是，我并非没有历史意识。当我读到 Baldridge评论古波斯及20世纪的伊朗之别时，我觉得他的观点令人起疑，Baldridge表示，Morier已过去一世纪了，哈古巴巴时期的波斯古物已被现代器物所取代；他感伤充满异国情调的文化的消逝，写道：“‘东方’与‘魅力’是同义辞。波斯是一块东方土地，一直以橱花地毯、抒情描述的波斯式花园、欢乐的袖珍画，以及人物装扮可爱奇妙的古老故事为特征。事实上，地毯的花野绣饰和袖珍昼，追忆着在这片满目寂寥的荒野上短暂但是玄妙的春天。而政府藉现代主义之名，以法令废弃了这些古老的服饰。”当时我还未接触到Edward Said的名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但也禁不住发问：为何身处19世纪初的Morier，在其小说中下断取笑波斯人、库德人和土库曼人的落后行径，但20世纪的插图画家Baldridge却因古老服饰的消失而感伤呢?

6.辉煌的奥图曼人

　　13世纪前后，奥图曼突厥人继承了安那纳托利亚的塞尔柱突厥人，成为逊尼派伊斯兰的强势者，在“征服者”麦可默(Mehmet the Conqueror)苏丹的领导下，于1453年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消灭了拜占庭帝国。在“辉煌的”苏莱曼一世(Suleyman the Magnificent)统治期间(1520-1566)，奥图曼帝国的国势达到顶峰，疆域包括欧洲东南部、中东地区及北非，在西面，其军队曾于1529年围困维也纳；在东面，则攻占了巴格达(1535)，控制今日伊拉克全境，并一度占领大不里士。奥图曼文化在16世纪末可谓黄金时代。今天，人们一说到悬铃木、郁金香及甜品，就会联想到法国、荷兰和奥地利，其实，在奥图曼帝国鼎盛时期，这些在伊斯坦布尔随处可见。

　　波斯的萨非(Safavid) 帝国属什叶派穆斯林，与自许为逊尼派守护者并将哈里发立于伊斯坦布尔的奥图曼帝国接壤，因此被后者视为主要敌人。萨非帝国之东就是印度斯坦的莫卧儿(Mughal) 帝国，其统治者乃帖木儿及成吉思汗之后，但以波斯语为官方语言。尽管这三个伊斯兰帝国之间互怀敌意，却又共拥非常相似的文化传统。

　　奥图曼帝国以西的欧洲，在16世纪正处于文艺复兴时代的顶峰，贸易与疆土飞速扩张。伊斯兰世界称欧洲人为“法兰克人”，彼此既是竞争者，也是贸易伙伴.。欧洲人对奥图曼人既害怕又蔑视；他们认为奥图曼的生活方式虽然奇特动人却颇为落后。奥图曼人对异教徒法兰克人的感情也很复杂，既猜疑，但又不无钦羡。不少奥图曼贵族游历过欧洲，被他们所闻所见深深吸引，包括 Titian，'Tintoretto及Veronese等人的画作。

　　苏丹塞里姆二世(Selim II)在位时跟奥地利及波斯签订了和约，但在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t III) 统治期间(1574-1595)，奥图曼跟萨非帝国之间战事再起。穆拉德三世一方面指挥战争，一方面又热心赞助袖珍画及图书出版。

　　帕穆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就是从遗个时代的一个袖珍画及图书绘制的工作坊展开。

　　为了纪念伊斯兰历法纪元1000年(即公元1591年)，也出于向法兰克人夸耀，穆拉德三世希望赠送一本开于自己事功的图鉴给威尼斯总督，当中包括一幅他本人的欧洲式画像。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及个人妒忌，一位袖珍画师遭人谋杀，因此引起了宫廷工作坊内外的一段错综聚张的戏剧。作者匠心独具地不用任何袖珍画师作主人公，而是以一对表兄妹之间的爱情作主轴，又一再将著名的霍斯洛与希琳的故事如梦境般地闪现在他们的爱情故事中。

　　如果20年前我读《哈吉巴巴历险记》是囫囵吞枣的话，这次我则是细嚼慢咽，着意品尝《我的名字叫红》。我会经常将一个段落重读数次，不单要肯定理解曲折的故事情节，还要弄清楚书中美术理论的解述和字里行间的寓意。

　　帕穆克手法精彩娴熟，极具创意。全书59章皆以第一人称(包括金币、狗、树、红色)叙事，从形式看来颇似传统说书者所构的故事，但这本小说绝不是传统小说，而是融历史传奇、侦探故事、美术理论、宗教论战于一书，又颇具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作者凭着对袖珍画及16世纪伊斯坦布尔生活的熟知，很能轻易地吸引读者沉醉于已逝的奥图曼帝国的苏丹(Sultans)、帝国大臣(viziers)、军政高官(pashas) 、苏非派大师(hojas)、禁卫军 (janissaries) 以及袖珍画师(miniaturists)的光辉历史中，不过，这本书绝不是对往事的依恋。

　　在描述书中人物的生活细节及个人分析时，帕穆克熟练地编织出奥图曼帝国的社会结构，也顺而揭示了当时政治及宗教结构的虚伪外表。作者笔下的某些伊斯兰传统，很容易惹起伊斯兰保守分子的怒火。他从狗的立场，幽默地抗议《古兰经》及圣训 (hadith) 对犬族的不公平对待，就是一例。同样地，书中对同性恋及情欲行为的描写，在虔诚的穆斯林中间也不会受到欢迎。因此，我可以肯定作者是故意如此。

　　Morier因不时公开及直率地嘲弄波斯传统，而被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及，帕穆克则显然有别于此。帕穆克一生除了三年时间外，都生活在土耳其，所以他能免于怀有“东方主义”态度的指摘，而能从东方内部揭露一个中世纪社会的孱弱和罪恶。很可惜，现今不少穆斯林似乎正努力朝着这样的中世纪社会前行。对那些声称“伊斯兰就是解决办法”的人来说，对奥图曼帝国最辉煌灿烂年代的生活方式的描写，有可能是一帖解剂，无论这是不是帕慕克的意图。

7. 见即是信

　　我以为《我的名字叫红》一书的最大特点，是深入探讨了袖珍画艺术。帕穆克大概在构思此书时便想要讨论袖珍画；全书59章中，至少有16章是在阐述这种艺术的技巧、历史和理论。

　　讨论绘画，先要从绘画的物料谈起。当纸张由中国传到伊斯兰世界后，绘画和书籍制作愈趋简便；纸张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特别是对其艺术的发展，影响极大(这种影响当然较后也同样发生在欧洲)。公元751年，阿拉伯军队于怛逻斯 (Talas，位于塔什干附近) 挫败了一支唐朝的远征军，并俘虏了很多中国技工和造纸工匠；阿拉伯人于是在撒马尔罕设立造纸作坊。从那时起，纸在伊斯兰世界逐渐取代了羊皮而成为首选的书写物料。随着造纸技术渐次西传，西班牙约于1150年开始有造纸厂，法国则于1200年前后开始造纸。直至穆拉德三世的时代，撒马尔罕的纸张仍以其特殊质地而享盛誉。

　　画家的用具也极为重要。水墨画大概很早便由中国传到波斯，蒙古人对这种艺术形式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波斯)的散播扮演了促动角色。根据帕穆克在其小说中的故事，1258年，当蒙古军队占领巴格达时，一位著名书法家躲藏在一个宣褛塔(minaret)顶上，目击了抢掠和屠杀。他立即想要把眼前的景象记录下来，描绘他从高处所见到的地面上发生的事情。当他从塔顶走下来后，便不复相信书法是最佳的艺术形式，而是希望学习绘画。于是他朝与蒙古军队的相反方向东行，以期遇到一个中国大师。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虽然难以确鳃，但无可置疑的是，从13世纪起至16世纪欧洲绘画传入为止，波斯绘画无论在工具、色彩、主题及构图等方面，都显著地受到中国的影响。在帖木儿王朝期间，带有中国影响的波斯绘画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的名字叫红》多次提到在15、16世纪时来自赫拉特、设拉子与大不里士的大师们。他们由东部漫移到西部的城市，从而将中国大师的画技广为传播。

　　帕穆克和其他艺术史家举出盘绕的云、山和树的画法、龙凤这两种吉祥物的引入、墨的应用和细致的笔法，均为中国对波斯绘画影响的例证。

　　视觉艺术由原始岩洞画到今天数码化影像，代表了最生动和可信的交流形式。历代的宗教和世俗领袖们，都没有忽视视觉艺术的劝导力量，他们都希望以绘画作为教育方法或宣扬理念的工具。可是在伊斯兰世界，这种教育或宣传手段由于受到禁止偶像的影响，世纪中叶之前一直都很落后。

　　当我读了《我的名字叫红》并审视了许多波斯袖珍画后，我注意到两个令人困惑的特点。首先，波斯画家如果不是完全采用了中国人对于美貌的标准，就是仍受制于伊斯兰厌恶人像绘画制的传统。很多波斯画中的面容，都具有中国人的眼睛和高颧骨。对这个奇特的跨文他现象，我希望有比我的推臆更合理的解释。其次，虽然中国和伊斯兰的审美意识不相同，但是两地画家都不直接描画眼前所见，而是要画出心灵所摄取的形象。因此，画中主题的形像体现，较高低远近的比例更重要。对一个中国画家而言，这样的艺术处理即是“意境”；意境乃是艺术家的价值观和意念的表述，超越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虔诚的伊斯兰画家的作

品也是呈现他们之所信，而非他们之所见。在《我的名字品红》中，一位赫拉特的老袖珍画大师跟帖木儿之孙兀鲁伯说：“安拉创造了尘世，因此，绘画首先就是要追寻安拉的记忆，要以安拉所观来观尘世。”虽然作昼背后的动机有别，中国和波斯画家在构图方法上却恰巧一致。因此，他们少有动力去寻求以观画者的角度去描绘景象的新方法，或者运用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画坛发展出来的透视画法。(应该一提的是，11世纪前有些中国画家曾运用过透视画法，但当文人画成为主流后，遭种画法便被弃置了。)

　　帕穆克用了颇长篇幅，辩说画家是我手画我的记忆，而非画我之所见。他的强而有力的证据，就是画家不能在注视面前事物的同时，又注视他正在绘画的画纸。由此推论，可以解释为何很多波斯画家在眼瞎之后还能继画马，因为他们的手已经习惯于画出马的线条而不需要看见任何马。

　　此外，《我的名字叫红》详细讨论到当艺术家的作品得到公认后，其作品“风格”(style)的真意义。帕穆克提供了一个极为简单却十分虚无的答案：艺术家的“风格”仅仅是未臻完善的艺术呈现。小说开首叙述的一宗谋杀案的重要线索，乃是一只马鼻孔上的裂口，而这正画家作品不完善的地方，或者是其下意识的“签名”(signature)。依这个理论，我甚至可以说这个概念可能正是帕穆克在他这本名作中具反讽意味的“签名”：尽管帕穆克对绘画有渊博而细密的知识，但《我的名字叫红》并不是画家风格的专论。然而，我不认为这是作品的缺陷。相反，作者证明了他能以小说形式，把想像、观察、幽默感及对艺术和社会的严肃讨论，共冶一炉，写出一本既富趣味性又意义深远的文学作品，一如他所描述的袖珍画大师的作品那样令人激赏。

　　帕穆克在书中多次提到尼札米诗中的一桩爱情传说：美丽的亚美尼亚公主希琳看到俊朗的波斯王子霍斯洛的画像，立即爱上了他。这传说除说明了视觉表象的力量外，似乎还为人像画之相似性提供了理由。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对写实画像的抗拒依然存在，但中国和大部分伊斯兰美术家都采用了欧洲肖像绘画的风格，而这风格在《我的名字叫红》中还引发了一段政治阴谋。

　　更重要的，是这个爱情浪漫传说告诉我，限睛与心灵有难以言喻的关联。我们人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都只是自己心灵的工具。对我而言，当年在Granada看到“红堡” (Alhambra)的景象，随即把我带入伊斯兰艺术、社会及历史之内。 去年夏天在香港看到一本《我的名字叫红》，这不但带给我冒着严寒到伊斯坦堡布尔寻找作者帕穆克。而与这位出色的土耳其作家会面的结果，令我这外行人能有勇气，记述下我过去二十年在这迷人而又极其错综复杂的领域中的心灵之旅。

(本文原为英文，刊于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10月出版的《Ex/Change》；本译文系由屈大成、陈镇泰两先生协助初译，再由作者改写删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