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海涛 
如何理解长期被政治漫画误解为乘驼之徒的穆斯林体系？如何定位自我标举的至高道德和媒体演绎出的暴虐形象之间的矛盾和落差?如何在盲目的奔波与可悲的高傲的夹缝里求得一声被理解和同情的呼唤？ 是的，要找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如同集市上常见的斗嘴趴在地上撒泼，不是闭口不言梦想着襄助会在长期的受难之后降临，不是徜徉在八百年的黄金美梦中无视现实的逼迫和残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看待问题要从问题本身出发。所谓“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不仅高于政治，也高于学术，它远不仅仅是指不在学术上与当时的政治权威所妥协，更重要的是不能带着任何一套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先入之见去从事学术研究，或是受制于各种隐形的权力和预设的话语陷阱、看待世间万物。前者已是殊为不易，后者更是难上加难。
而事实是，大多数的人则受制于观念的预设陷阱，如同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荒诞——它忽略了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体系必须以本身的思想积淀为底色而不是死搬硬套。为一个群体对世界的影响力则取决于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更毋庸说“十字军东征”以“征”所表露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我们每天被各种穿着前沿外衣的思潮所裹挟，而无视一个伟大文明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如同隐藏在色情经济学背后的对于暴露形体的追逐——用自由主义的幌子来对头巾背后的伟大文明进行口诛笔伐。
回到问题本身，穆斯林世界何以在今天成为了各种贬义色彩的代名词，穆斯林本身的悲愤和自我辩白为何只是清者自清的无助叹息。作为特立独行有正义感的知识份子——爱德华·萨义德，以他提出的东方主义最为世人所知，他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一书中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没有真实根据，凭空相象出来的东方，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有一种强烈的偏见。萨义德认为，西方文化中对亚洲和中东长期错误和浪漫化的印象，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藉口。这本书已经成为后殖民论述的经典与理论依据。萨义德的另一本书《文化与帝国主义》，则从西方文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西方文化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他的《知识份子论》则提出，知识份子应该特立独行，不应该与当权者妥协、誓从独立的角度提出批判。
“话语”是萨义德东方学语境下的核心词汇，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学不断向专业领域外延扩展，广泛深入其他学科并对其他其产生影响。萨义德话语观建构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就是福柯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是二位一体的。知识的产生和认定蕴含着权力，权力产生知识，通过权力，我们服从于知识的产生，只有通过知识的生产，我们才能实行权力。福柯的理论深刻影响了萨义德话语体系的建构，诚如迪迪·埃埃里蓬所言：“福柯曾标志一个时代，他也会永远标志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福柯的形象似乎会被长久铭记，不容抹杀，并不像福柯在《词与物》一书的结尾时所说的那些沙滩上勾画出的图画，随着海水涨潮或死亡的突然来临而消失。”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这样陈述福柯对自己的影响：“我发现，蜜雪儿·福柯（MichelFoucauh）在其《知识考古学》（The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和《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中所描述的话语（discouse）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萨义德将话语与权力的政治学理论灵活运用到文本及文学批评当中，以此来阐释力量关系模式影响下产生的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
此外，萨义德话语体系建构的另一个理论来源就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阶级的领导权’…… 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相比于经济和政治的传统威慑霸权，文化霸权更具有隐蔽性且以同化异己和消解另类为目标。葛兰西将文化霸权一理论应用于东方学的话语体系当中并深刻指出:“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谈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当我们认识到像文化这样无孔不入的霸权体系对作家、思想家的内在控制不是居高临下的单方面禁止而是在弱势方也产生了生成性时，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影响为什么能够长盛不衰。”
萨义德将福柯与葛兰西的观点加以吸收借鉴，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他的东方学话语体系。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语言和文明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
正如美国阿拉伯学者瓦利德·卡里迪所说：“当前西方公众对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和文明普遍缺乏足够的了解，尚停留在一个很低的认识水准。”此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社会主流人群对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缺乏基本认识的尴尬情况。上世纪中期之后，西方社会民众对阿拉伯人—穆斯林的印象开始异化，他们头脑中阿拉伯人形象的建构与大众媒体有选择性的宣传、政客的不实厥词亦步亦趋。
回溯历史，西方主流文化对阿拉伯人的误读与偏见早已有之。以欧洲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攻击为例，他对自己的信众说：“在荡妇床上学习的穆罕默德也没有在他的圣经上找到证据。因此这些卑鄙丑恶的人就夸耀他们的上帝（其实其本质是魔鬼）赐予了他无穷的体力，让他可以和四十个女人交媾还不满足。事实上。他的所谓圣书《古兰经》，就是淫妇的淫词荡语，通篇充满了恶臭和对《圣经》拙劣的模。他在女人的阴阜里寻找到了预言。”极尽侮辱诽谤之辞。在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奥赛罗》中，这位西方世界级的大文豪便借由剧中人物对摩尔人奥赛罗的描述道出了中世纪后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人的不良印象：“因为魔鬼叫他敬奉上帝而把上帝丢在一旁的人”、“到处为家、漂泊流浪的异邦人”、“一个粗野贪淫的摩尔人”“一头老黑羊”。
诸如此类的歪曲性描写在西方主流文学、文艺作品中比比皆是，然而阿拉伯人作为英雄的正面形象在主流作品中却不见踪影。阿拉伯人的扭曲形象在西方民众的头脑中逐渐定型，即阿拉伯男人都是斜眼的鹰钩鼻、“脑满肠肥的石油大亨”、“为了上天堂后能拥有79个女人而搞自杀性袭击的恐怖分子”；阿拉伯女人则是“包裹在层层面纱里的人”“提供性服务的肚皮舞娘”，不一而足。诚如爱德华·萨义德所揭示的那样——“伊斯兰本身不光被贴上了不准确的专利，而且还表达了一种不受限制的西方世界对伊斯兰的种族优越主义，文化甚至种族的憎恨，荒谬而不受限制的敌意。”
如何看待这种所谓的东方学思维——仅仅桎梏于文本的流转将其一言蔽之以文化的差异，抑或是文明的冲突而无视隐藏在冲突背后的利益与权谋，能否给人以信服的解释？不——如果我们看到1973年阿以战争之后阿拉伯人所具有的“闪米特人”的形象，我们便会明白漫画中站在阿拉伯油泵之后的酋长的意味——“阿拉伯人是使西方石油短缺的内在根源。”
那么又如何解释东欧剧变——即穆斯林世界成为抵抗殖民主义的先锋之前西方对伊斯兰形象的认知呢？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提到一个人——亨利·皮朗。西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轰然倒塌，史学界将其视为古典文明终结的标志，长期以来构成了传统的解说模式。20世纪初，皮朗逐渐认识到了伊斯兰的扩张与中世纪西方形成之间紧密的关系——他以“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这样一句形象的表述来作为自己学术思想的集中表达，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而简单的事实——自七世纪以来，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对西方社会历史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彻底砸碎了各种古典传统，使得地中海世界割裂为两大部分，昔日作为罗马人的marenostrum（拉丁语：我们的海）地中海转变为穆斯林的内湖，在此背景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向北部地方的转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得墨洛温王朝垮台加洛林王朝兴起，由此西方进入了中世纪，新的西方文明得以诞生。
如此方可解释为何在伊斯兰兴起之后至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人都将穆斯林视为魔鬼般的存在——因为地中海的紧邻关系总是唤起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入侵者的沉痛记忆，直到今天，“伊斯兰世界潜在的权力不断引起西方世界的焦虑”。若我们再联想到“9·11事件”之后不久布希以公开以“十字军东征”来表达其愤怒和不满，尽管随后白宫发言人以“口误”为由加以解释，但隐藏在这一话语背后的对立却是无法掩饰的。毋庸置疑，一千多年来欧洲的伊斯兰世界观被美国所承袭，并通过政治权力与媒体的结合，形成了今天西方世界大多数人对伊斯兰世界模式化的固有成见。
自从穆斯林世界失去了掌握世界的能力之后，话语权亦随之剥落。自近代以来，西方所形成的伊斯兰知识体系并没有掌握在穆斯林手中，而是掌握在西方精英手中。英国学者詹森指出，直到1935年之前，关于伊斯兰的书籍，99％都是西方学者所撰写。所以，穆斯林的学生在到了智力所及的时候，不得不到牛津、哈佛等学术中心去接受深造，然后用西方老师的指导眼光来观察自己和自己身后的整个世界——西方的东方学家的偏见和误解在穆斯林内部造成了一种“知识浩劫”。萨义德在《遮蔽的伊斯兰》一书中也指出，西方社会关于伊斯兰的论述被涂上了政治、经济和思想的色彩。。许多例证明显地表面，关于对伊斯兰的论述与其说被无限夸大，不如说与政权或权力有关。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是卡尔.马克思1851-1852年间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话。它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今日穆斯林在世界话语体系当中的处境。行文至此，隐藏在话语权及其背后关于知识与权力、报导与掩饰、诠释与共谋背后的利益与现实的博弈就不言自明了。我无意掩盖穆斯林世界本身固有的诸多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文明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而穆斯林世界失去了掌握世界的能力的现实也是客观存在的。我想说的是，面对问题本身，不该盲目盲从，尤其作为知识份子，应该有真实取代虚伪，用责任取代逃避，用批评取代一团和气。如此，我们方能在现象的掩盖背后，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
（转载于端庄文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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