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地区的反犹太主义浪潮，促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先驱明确指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就是建立犹太国。随后，俄国出现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开始向巴勒斯坦有组织的移民。1897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第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纲领》规定：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为公法所保障的犹太人之家。
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散居世界各地、使用不同语言的犹太人属于同一民族，不应与其他民族融合和同化。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主要途径，是与非犹太人分离，单独建立一个国家。
犹太人声称其祖先在巴勒斯坦生活过，因此他们有权占领巴勒斯坦。可这不是犹太人拥有巴勒斯坦的理由，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了几千年，犹太人的主体早已离开巴勒斯坦，他们早已不是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
十九世纪末期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此时该地区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管辖。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瓦解，英国控制了这一地区。在英国政府的准许下，犹太人向该地区移民加速，此时主要是来自东欧，尤其是苏联的移民。
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有120多万，占总人口的近67%。但分治决议中的阿拉伯国的领土只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43%。更令阿拉伯人难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国的领土支离破碎，互不相连，大部分是丘陵和贫瘠地区。犹太国则不然，犹太人虽仅有60万，不到总人口的33%，其领土却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7%，大部分又位处沿海地带，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因此，阿拉伯人有权反对该决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犹太复国主义首先被英国所利用。1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代表政府发表《贝尔福宣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不顾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采用政治、外交、财政以及军事手段，强行组织犹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区移民。在1882至1948年间的6次移民浪潮中，有46万多人移居巴勒斯坦。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在巴勒斯坦分别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并使耶路撒冷国际化。此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用武力抢占了拟议中所谓犹太国的领土，同时强占了分治计划中属于阿拉伯国家的部分地区，在4个月内迫使30多万阿拉伯人离乡背井，成为难民。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决议对巴勒斯坦人明显不公，因此巴勒斯坦人拒绝建国。
犹太人不断抢占巴勒斯坦领土并大量移民和建立以色列国，大大激化了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成为以后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宁的重要根源。
巴以冲突的直接起源在于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建国后又屡次把巴勒斯坦人赶出故土，终于酿成了无法调和的民族矛盾。而更为深刻的原因是，两个民族都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两个民族都视同一个城市为宗教圣地，使得冲突有了更为坚实的感情和宗教力量，而解决也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纵观整个犹太民族，很多犹太人对锡安主义（即犹太复国主义）仍存在意见分歧。许多在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人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犹太故土”，因为即使不支持锡安主义，犹太人一样能以平等公民身分居住于西方民主国家。
在美国社会，基督教锡安主义形成了美国长期亲以色列的社会文化基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持续强烈，他们一直把以色列当作最喜欢的国家之一。
美国的这种公共舆论倾向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政策中存在着明显超越现实利益算计的重要原因。何况，信仰本身对美以关系中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越保守的基督徒，越倾向于将以色列描绘成美国的“战略资产”，越倾向于将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解释成合乎美国国家利益。在持狂热亲以立场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那里，战略考虑只是次要的动因。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美国犹太社团在美、以特殊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中确实起了关键作用。犹太社团是美国最活跃的锡安主义力量，但其作用却极易被夸大。事实是，绝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在政治上属于自由派、民主党阵营（通常占80%甚至更多），而保守派、共和党更亲以色列；国会持续亲以色列，但大部分亲以提案是由犹太裔议员很少的共和党提出来的。
基督教锡安主义是经常影响美国行政当局尤其是白宫政策偏好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杜鲁门总统闪电般承认以色列建国，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出于个人情感并需顶住国务院强大压力的行为，那么，在30年后，支持和保卫以色列，已经成了有强大而广泛的社会支持的美国的“使命”和“责任”。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如果制定不利于以色列的政策，就必然遭遇强大的阻力和批评。
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莫过于雷根和小布希，他们都有强大的基督教福音派的支持，又跟有强烈的锡安主义情结并以美国犹太右翼政治菁英为主的新保守派结盟。这是一种锡安主义者的“神圣同盟”！“在小布希所属的教派中，《圣经》中神将巴勒斯坦应许给以色列民众的教义至关重要。历史尽头的宏伟战斗将在当代的以色列之地上演，而且它需要犹太人参与。因此，以色列国就成了圣卷历史的关键见证和基督徒获得拯救的至关重要的前提。”正是这种“神圣同盟”，成了小布希—沙龙特殊亲密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成了美国出兵伊拉克倒萨继而“改造”整个中东的重要政治动力。
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大力压缩美国对外财政援助的同时，却批准对以色列的大量援助。该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Jesse Helms）就是“千禧年前论”（Pre-Millenarianism）者，受到众多福音派教友的嘱托和支持。神学化的思想对于美国国会的共和党领袖总有重要影响，如汤姆•迪莱（Tom Delay）依据《圣经》称呼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而其前任理查•阿米（Richard Armey）则曾经公开提出从这些土地上驱逐所有巴勒斯坦居民的理念。
如果说，以色列建国前后的美国基督教锡安主义组织的建立和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犹太社团的支持和推动，那么，20世纪末各种新组织的建立主要是出于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主动和热情。这些组织通过大量捐款、组织圣地朝圣游、支援锡安主义活动、频繁且公开发表支持以色列的言论、向政府施加压力等多种方式支援以色列。
20世纪70—90年代，还有上千名福音派基督徒移居以色列。198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耶路撒冷法》，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首都。当时，几乎所有驻耶路撒冷的外国使馆、领馆都迁移到了特拉维夫，以抗议以色列对耶城的兼并，以色列陷入完全的外交孤立。而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却在以色列建立了“国际基督徒耶路撒冷大使馆”，以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该组织长期亲以色列的立场深得以色列右翼势力的赞赏。
跟犹太右翼势力的立场一样，美国基督教福音派还奉行道德绝对主义，将巴以冲突视为善与恶的决斗。巴勒斯坦人自然成了邪恶、不容妥协的一方，也是不应享有民族自决权利的一方。这种来自基督教阵营的无视人道主义和民族自决权利的极端主义加深了中东的文明冲突，构成了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障碍。
时至今日，美国社会依然将反犹太复国主义或反锡安主义视为敏感词。任何人如果发表不支持以色列或犹太人的言论，或者发表同情、支援巴勒斯坦的言论，都会遭到众人的穷追猛打。如果名人与这个词连在一起，注定会成为大新闻。
美国史上首位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议员伊尔汗•奥马尔近日正是陷入一场所谓“反犹太主义”争端中。对于这名穆斯林女议员公开发表的正义性言论，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倍感愤怒。他们深知，公众人物的发声，会让越来越多的民众看清真相，于他们而言，伊尔汗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言论，终将成为巨大的威胁。
伊尔汗•奥马尔
过去的一段时间，美国史上第一位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议员再次成为全美焦点。这一次，是因为她关于巴勒斯坦的一些正义言论。2月10日，伊尔汗•奥马尔转发了美国记者葛籣•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的推特，后者大肆抨击伊尔汗，声称伊尔汗有反犹太思想，因为伊尔汗公开表示支持BDS运动（即针对以色列政府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伊尔汗在转发格林沃尔德对自己的抨击时写道：“宝贝，都是美元惹的祸”。
紧接着，《犹太前进报》主编巴蒂亚•温加尔•萨尔贡（Batya Ungar-Sargon）要求伊尔汗作出回应，澄清她所说的“都是美元惹的祸”暗指何人。伊尔汗也不甘示弱，直接回复五个大写字母：AIPAC，即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
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是美国国内犹太人自发组建的右翼组织，其官网声称该组织宗旨为“增进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究其本质，它只为深化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传播。该组织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手中筹集资金，最终影响民众以及政客对巴以关系的意见。半岛电视台一部纪录片曾对此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绝大多数资金都用于收买美国政客。鉴于此，伊尔汗将矛头对准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并无任何过错。
然而，萨尔贡依旧不依不饶，坚称伊尔汗是一名反犹太分子，指责她宣扬犹太阴谋论。萨尔贡的指责瞬间引发全美主流媒体及政客对伊尔汗的口诛笔伐，进而引发民主党、共和党、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及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互相抨击。
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卷入此次争端之中，他甚至表示伊尔汗应当引咎辞职，声称美国国会不容忍反犹太主义。
在各方压力之下，伊尔汗最终选择道歉。
这更加让我们明白，在美国这样一个政治正确的国家，不论何人，都无权发表有关以色列的负面言论。
然而，伊尔汗事件也向我们展示了两个事实。首先，所谓的“自由派（左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右派犹太复国主义者”群体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其次，最新政治形势与政治宣传让犹太复国主义者及极端犹太教徒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
最早抨击伊尔汗，声称伊尔汗反犹太、反以色列的，是萨尔贡等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这很正常，毕竟，这群人的使命就在于不断宣扬犹太人的可怜、可敬甚至是伟大，倾尽全力杜绝任何人对以色列或犹太人阐述负面意见。
《犹太前进报》被誉为美国最为著名的犹太媒体，其宗旨为“严格且公正地发表政治评论”。该报偶尔会对以色列政府发表批评意见，因此，它也被称为犹太复复国主义者内部最为而进步、自由、民主的报刊。
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以政治左倾自居，有人甚至将他们的言行举止等同于法西斯主义。为了与右派犹太复国主义划清界限，萨尔贡近日发表文章称，白人至上主义是右派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在潜移默化间美化以色列政府针对巴勒斯坦的一系列反动政策。
因此，对于萨尔贡之流大肆抨击伊尔汗，诬陷她反犹太、反以色列的言论，我们其实根本不足为奇。在当今世界，犹太教已经沦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大武器，每当有人抨击以色列极端暴行时，犹太复以色列老兵基甸•利维（Gideon Levy）退役后成为一名时事评论员及记者，对于犹太复换言之，萨尔贡之流假装自己是左派或自由派，只是为了更好地抨击、打压所有针对以色列暴行的不同声音，他们只为以色列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治利益服务。
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犹太复国主义，它们的宗旨都在于掌控舆论，为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服务。
自古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就是白人至上、殖民主义、反民主、极右思想的忠实拥磊。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就在于要求所有人忠于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不可有二心，更不可说三道四。
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白人至上思想，拉拢大批信奉基督教的美国民众支持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这些支持者有一个共通性：他们都不承认大屠杀。
此大屠杀并非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而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所犯的滔天罪行，以及美国白人对原住民的大屠杀。
伊尔汗的身份简直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最爱——她既是一名黑人，也是索马里移民后裔，又是一名穆斯林。
对美国社会个各阶层中大小种族主义者而言，他们根本无法容忍伊尔汗佩戴头巾抛头露面。她既要背负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种族歧视，也要背负西方社会强加给她的伊斯兰恐惧症，还要背负特朗普之流对移民的偏见与憎恶。
而这些，全都是犹太复国主义无法容忍的特性。
虽然伊尔汗并不是巴勒斯坦人，但是，她对以色列侵占、压迫巴勒斯坦的事实了若指掌。对于巴以冲突的实质，她也早得一清二楚。
对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解放事业，伊尔汗只有深深的同情。而正是这种同情，令她陷入困境。
伊尔汗同情的是巴勒斯坦人民近70年的悲惨境遇。然而，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支持者眼中，这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不断骚扰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事业的70年，是以色列善待巴勒斯坦人、力求生存的70年。
BDS运动，可谓是无助而又不愿绝望的人们无奈的抵抗。BDS运动宣导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以色列，共同抗击以色列的侵略主义、殖民主义及种族屠杀。犹太复国主义者对BDS深恶痛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BDS不断披露以色列政权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种种罪行，同时，以色列也惧怕BDS运动会让巴勒斯坦人得到世人的同情与帮助，进而影响自己的殖民主义事业。
因此，以色列政府及犹太复国主义势力自然会倾尽全力反制BDS运动，方法之一，就是动用舆论及政治力量，大肆抨击所有参与或支持BDS运动的公众人物，诬陷他们反犹太教、反以色列人民，站在舆论及道德制高点将他们抨击的体无完肤，最终被迫向犹太复国主义势力低头。
须知，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教义有着根本上的抵触，同理，反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太教也有着根本区别。
BDS运动发起人之一奥马尔•巴尔古提（Omar Barghouti）曾写道：“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列强联手打压巴勒斯坦人民之际，BDS运动只想唤醒世人的良知。我们认为，这场运动是非暴力抵抗的最佳方式，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基本人权，让每个国家都能取得合法自治的权利。”
作者：约阿夫•利特温（Yoav Litvin）美籍以色列人，巴以问题专家，心理学博士，作家。
编辑：叶哈雅
出处：AL Jazeera
原文：Why Zionist are afraid of Ilhan O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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