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蜕变的伊斯兰教

　　2002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多位来自澳洲、美国、英国、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的知名伊斯兰问题专家，莅临香港城市大学，与本校的学者一起参加了香港首个以伊斯兰教为主题、并且是世界上首个以比较中国与东南亚伊斯兰教发展为讨论重点的大型国际研讨会。是次会议以“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全球信众中的地域信仰和冲突轨迹”（ " Islam in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Regional Faithlines and Faultlines in the Global Ummah" ）为题，由香港城市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跨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文化中心携手合办。

　　城大校长张信刚教授在致开幕辞时分享了他对伊斯兰教发生兴趣的三个原因，首先是他孩提年代在山东省生活时开始与穆斯林信徒的交往；继而是在七、八世纪以来伊斯兰教的迅速发展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最后是过往几个世纪以来非欧洲社会对欧洲文化向世界渗透的回应。张校长相信，伊斯兰教未来的发展，将为人类带来深远的影响。

　　研讨会的主题演说“在蜕变中的伊斯兰教”，是由美国纽约州沙拉罗兰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国际事务及中东研究Christian A Johnson讲座教授Fawaz Gerges博士主持。他解释说，演讲的重点并不是在东南亚，而是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及土耳其等国家—里的护教运动（或称“圣战运动”"Jihad"）。

伊斯兰“圣战”

　　Gerges教授概括地介绍了过去22至25年间伊斯兰圣战运动的变化、伊斯兰教内部矛盾如何导致运动的焦点由对抗内敌转移到打击特别是美国的外敌，以及目前伊斯兰教思想及实践的动向。他说：“在过去15个月内冒起的一股新力量，并不单是伊斯兰教信徒的汇聚，而更是伊斯兰教信徒、民族主义分子及普通人的大联盟，这不是只为了延续在各地对伊斯兰内敌的斗争，更是要高调地反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上述的情况与90年代末期的形势大相迳庭，当时在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穆斯林国家—特别是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已成功地击退了伊斯兰的圣战运动。Gerges教授解释说：“造成这个局面有两个原因，一是伊斯兰圣战者未能在他们的所在国建立强大的社会根基；二是他们缺乏耐性，只懂得盲目掠夺权力，漠视社会影响。”没有公众的同情及支持，伊斯兰教圣战士不能抵抗跟中东专制政府的持久对峙，造成运动内部基层严重分化，部分更分裂成为在阿尔及利亚的极端分子组织及派别。

　　Gerges教授说：“从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伊斯兰教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要先打倒内敌，然后才消灭诸如美国和其盟友以色列之类的外敌，没有任何事情比要在世上建立纯正的伊斯兰国家和真主的国度那么重要。”但到了90年代中期，当时的伊斯兰政权明显地可以维持下去，因为激进的伊斯兰教分子无法与当权势力抗衡。对某些“死硬”分子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只有发动一场全球圣战，才能挽回面子，拯救正在下沉的‘伊斯兰船舰’。”另外，在苏联结束占领阿富汗之后，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圣战者滞留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境内，或者流散到其他地方加入圣战。“这个局势发展，把激进伊斯兰分子的视线从内部转移至国际领域。”

内敌与外敌

　　激进的伊斯兰分子为这次彻底的意识形态改变提出一个理性的解释，他们说打击美国是对付内敌的延伸，因为美国向现有的政权提供大量的政治和军事支援，令它们得以苟延残喘。但是在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和包括东亚其他国家在内的伊斯兰圣战者，都反对这样的改变，拒绝参与对美国的斗争或由拉登向西方所发动的袭击。Gerges教授说：“其实，在埃及、黎巴嫩、约旦、伊朗、印尼各地的伊斯兰教团体长老和其他的流亡领袖，都清楚明白拉登的恐布活动手段不但危害伊斯兰教运动，而且影响全球穆斯林社群的整体利益。”

　　Gerges教授相信，有一种见解说拉登及其追随者是代表主流或甚至是激进的伊斯兰教运动，这不过是老生常谈的说法，并无事实根据。他说：“这是9/11以后经常为人误解的看法。事实上，我们可以指出，这批呼吁发动圣战的人没有在伊斯兰世界引来什么反。一直以来，拉登过激的言论、最近对西方人士的威吓、不断升级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以及迫在眉睫的攻打伊拉克战争等等因素，掩盖了这个观察。”

　　他说，除了少数处于边缘的极端分子外，大多数的伊斯兰教徒都拒绝加入拉登阿尔盖达组织的行动，特别是9/11事件之后，他们没有投身这场斗争中，也反对自杀式的袭击。事实上，在美国决定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追捕拉登之后，全球各国都总动员一起打击激进分子。Gerges教授说：“但伊斯兰激进分子能够在9/11的袭击后迅速复原，重新整合，这真是叫我感到惊讶。过往几个月内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实在也教人难以置信。”来自不同派别及政治倾向的伊斯兰教徒，将在攻打伊拉克战争中争夺有利位置，从中渔利，但美国的外交政策看似已被激进伊斯兰分子所利用，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及巴勒斯坦。

　　Gerges教授说：“我从没有见过全球反美情绪如今天那样高涨，声音如此亮，而且这股情绪和声音不单只来自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分子，而且更包括民族主义分子、左派和俗世人士。”他认为，过往一年的反美情绪已变成阿拉伯及穆斯林政治的主流表现，而激进及俗世的力量已联结成新势力齐手对抗美国的政策。在中东、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东南亚地区的激进伊斯兰教分子正不断催促和鼓励各国政府和社会把矛头放在对付美国的战争上。“新的力量组合正在崛起，对我来说，虽然美国针对阿尔盖达的外交政策取得某些胜利，但在应付较广阔的全球伊斯兰政治斗争中郤是失败的。”所以，他相信现在要宣告伊斯兰运动失败，为它写上讣文，仍是言之过早。相反，伊斯兰教信徒仍然是每个穆斯林国家里最强大和最活跃的反对势力。他说：“激进伊斯兰教分子与政府之间的斗争所间接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是从内部诱发普及文化走向伊斯兰化。虽然激进分子在战场上败阵下来，但他们郤赢取了在几乎是每一个中东国家内的政治辩论，其影响深入社会、文化及政治生活多个层面。”

　　他说：“例如在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和科威特等国家的穆斯林政府，本来已化解了来自激进分子的威胁，但却未能解决过去25至40年来由于恶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所造成的激进思想泛滥。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的蔓延是因为失业、贫困、政治疏离及现代化等因素造成。”当现行的政治体制要面对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主要障碍，不少伊斯兰分子正蠢蠢欲动，等待机会上台执政。Gerges教授说，昔日在不少国家的圣战分子现正重新检讨宗教及政治的关系、民主问题、以及法治和人权的重要性。“9/11事件带来的冲击，已把我们对伊斯兰运动内部变迁的视线转移。对我来说，这关乎我们应否鼓励他们的主张和尽量加强这些理念，而不是文字巧辩的问题。”

改革的困难

　　Gerges教授相信，中东政权及美国所面临的选择不应局限于支持该等政权或在伊斯兰反对派身上押宝，“现时阿拉伯世界里的政权和主要反对派，好像是一个铜币的两面—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如果在大多数国家内突然发生暴力政变，将会出现像〔伊朗〕高美尼式（Khomeimi）政权。”怎样在关注人权、促进改革与保持地区稳定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这是目前的困难所在。“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地区和平稳定，引入循序渐进的过渡，但另方面，我们亦要政府明白到没有对法治及人权的尊重，现时的血腥局面只会延续下去。”

　　当前最理想的情况，是穆斯林国家开放国内政治制度，保留现行的制衡机制，令现有的制度及民本社会能够保证新生的反对派不会胁持这个制度。Gerges教授认为，美国在这方面肩负重任，因为无论是在实际行动上或观感上，是美国的政治及军事后盾才令现行的政权赖以生存。“美国必须说服它的中东盟友政权，要它们紧记该地区的长远稳定性和生存，有赖当地人民的自主力、更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及对法治的尊重。”如果以上改革得以落实，这些国家或政权将对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作出巨大的贡献，把过激的思想和行动淹没。另外，由于现时穆斯林人口过半是在25岁以下，更能给予年青的信众一些希望，鼓励他们接受现代化。Gerges教授说：“我相信，有了真正的改变，包括对法治和人权的尊重、政治制度逐步开放、以及把这批特殊阶层的人士(激进分子)纳入政治体制之内，届时—唯有到了那个时候—穆斯林世界内的开明势力才可稳占上风，而活在边沿的极端分子才会被真真正正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