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传斌 
摘要：后现代仍然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只不过是批判性、颠覆性的那一部分。而现代性是根植于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一种业已意识形态化了的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渗透到世界各地的观念形态。本文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传统虽然日益受到西方现代性的逼仄，但却仍然是独立于西方现代性之外的、可为思考西方现代性问题提供借鉴的一种文化资源。 一、后现代：现代性之反思
要讨论“后现代”，就必须先讨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性）”一词在西方学者的用法中有三种含义，分别为“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和“经验”（experience）。与“现代性”相联系的有一系列概念，包括“现代”、“现代主义”、“现代化”和“后现代”等。学者谢立中曾讨论了这些词义间的联系和差别（如下表）[1]25-32：
上表说明，与“现代性”有关的这些词汇都跟一种历史分期模式有关，即“现代/前现代”的对立。在欧洲中世纪，对“时间”的理解是由神学提供的，“时间”被看作人类生命短暂性的明证，是对于死亡和死后生活的一种永恒提示。同时，基督教末世论也提供了一种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的流逝着的时间性意识，这种“不可重复性时间”的感觉是现代性得以产生的土壤。在文艺复兴早期，已经出现了关于欧洲历史的三时代分期法：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且这三个时代被转换为价值判断：“古典时代和灿烂的光明联系在一起，中世纪成为浑如长夜、湮没无闻的‘黑暗时代’，现代则被想像为从黑暗中脱身而出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复兴’、预示着光明未来的时代”[2]25。这样，现代性就与发展、进化等观念联系起来，成为影响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思想意识。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指出：“‘现代’主要指的是‘新’，更重要的是，它指的是‘求新意志’——基与对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进行革新和提高的计划，以及以一种较过去更严格更有效的方式来满足审美需求的雄心。”[2]而且，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
其实，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其所具有的“现代/前现代”（主要是中世纪）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二是其中隐含着的以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调的进步、发展的观念。这两种观念在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常识，但其中却蕴涵着内在的矛盾和缺陷。
首先，“现代/前现代”的二元对立提供了反传统的依据，似乎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反传统”。但实际上就连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本身也还是“传统的”、基督教欧洲的思维模式，并无任何创新之处。从表面上看，现代性是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反传统、反宗教开始的，现代性与基督教之间的分裂似乎是彻底的。但当代许多学者已经看出，“现代”的很多杰出的思想家，其思想无论如何都必须被放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才能被加以理解，无论如何离经叛道，他们都仍然代表着这个传统的延续，即使如马克思主义这样激进的无神论也是如此。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指出：“上帝死了，但在他死后他的位置仍在。人类想像中上帝和诸神的所在，在这些假想消退之后，仍是一个阙如的空间。无神论最终的确理解到，对这一空间的深层测度勾勒了一个未来自由王国的蓝图。”[3]73现代性与基督教传统的这种内在联系，一再地被揭示出来，以至于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所谓现代性问题，是否也具有其基督教的根源？在现代性最核心的“现代/前现代”二元对立问题上，正是鲜明地体现了基督教末世论的影响。《新约·启示录》为基督教提供了世界最终的结局，“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与撒旦的直接对立与斗争提供了二元论式的思路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二元论，无论其是否具有摩尼教或诺斯替教（Gnosticism）[注：诺斯替教是古代中东、地中海一带流传的一系列秘传宗教运动，对基督教有很大影响。其主旨在于认为只有获得“诺斯”（Gnosis），意为“秘传知识”或“灵知”，才能获得拯救。刘小枫主张把Gnosticism译为“灵知主义”，因为这里的“诺斯”是指一种神秘的、属灵的救恩特殊知识。在伊斯兰教里，“诺斯”可对应于阿拉伯语的“伊尔凡”（‘irfān）或“马厄里凡”（ma‘rīfah），本意是“知识、知道、知晓”，作为一个苏非术语则专指那种神秘的知识。关于诺斯替宗教，可参见[美]汉斯·约纳斯着、张新樟译：《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资讯与基督教的开端》，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的根源，都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观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并为从十字军东征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从冷战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所以，现代性问题本质上是“基督教的”，是基督教传统自身延续（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变异）的一种表现形式。
其次，关于社会发展、“进化”的观念为人类社会虚构了一个进化论式的演进史，并打着“科学”的招牌使自己合法化。如果说生物进化论是一种科学观点，将其援引到社会历史领域而诞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一种伪科学。这种进化观念自启蒙时代以来也是深入人心，但同样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对现代性的批判很多都集中在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泛滥上，就是一个证明。科学主义与工具理性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膨胀，即认为人类可以仅仅依靠自身逐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并因此盲目乐观地追求一种普遍主义或意识形态神话，“所有现代规划都以一种关于整个历史的终极目的论幻想为前提”，“现代性所有主要的‘解放叙事’本质都是基督教范式的变种”[2]294。更有甚者，这种“进化论”图示还不自觉地为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适者生存”的理论支持，为近几百年来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倾轧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现代性”是有“问题”的，这是“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得以诞生的前提。如果现代性追求的是宏大叙事（grands recits）、全球化、同质化等类似的前景，那么，后现代刚好追求对这些命题的反叛。赵景来认为，后现代性能够近似地被概括为如下的主张：没有可用宏大叙事法描述的历史；没有一种话语有前后一贯的意义；没有作为表像的知识；不存在具有普遍逻辑和客观真理的科学；剩下的只是语言游戏自由地在权力关系网中游荡，暴露出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依赖。后现代性强调的是非决定论而不是决定论，是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是差异性而不是综合性，是复杂而不是简单。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源自对工具理性及其恶果（集权统治、核恐怖和生态恶化）的批判。它要否定的不是现代性的存在，而是现代性的霸权；不是现代性的优点，而是现代性的局限。它欣赏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进步，同时对现代性的负面影响深恶痛绝。后现代性提出的问题是：能否有效地汲取现代性的优点又有效地避免现代性的弊端？[4]但后现代并非“现代之后”的又一个新阶段，它仍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后现代性在批判与颠覆的同时，似乎没有建设什么，也未能提供现代性的替代品。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面临的窘境。但既然现代性是源自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的，那么，在这个传统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不同的文化传统？其他传统是否有可能提供反思并超越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思路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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