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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时代，其统治者固然对欧亚大陆进行的征服有着残酷的一面，但由于他们在很多方面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的长处，在一定程度上，却也起到了推进不同地区、国家、民族间文化交流、发展与融合的作用。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驿站系统的建立，我国的重大发明以及丝绸、瓷器、饮茶文化得以向世界广泛传播，而中亚、西亚地区各民族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了我国，一大批国外的科学家更是来到中国工作。
元世祖忽必烈继承江山后，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废止了宋朝“虚诞”的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是单纯的“以文取胜”。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元朝的扶持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由元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更使我国的天文学、历法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说到元朝的天文学、历法、地理学，就不能不提一位穆斯林的名字:札马鲁丁。
这位札马鲁丁，又译作札马剌丁，其生卒年不详。他是元代著名天文历法学家，以制造天文仪器及编纂历法、地理志而闻名于世。
札马鲁丁原是出身于波斯。13世纪中叶，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发动了对西亚地区的征伐，消灭了首都位于巴格达的阿巴斯朝。旭烈兀注重天文与历法方面的研究，在乌米尔亚湖附近建立了马拉格天文台，任命波斯著名天文学家纳西尔丁·图西为天文台台长。纳西尔丁·图西编辑了一部新的天文表，称作伊尔汗历，以纪念伊尔汗国的奠基者旭烈兀。伊尔汗历迅速流行于亚洲各国。忽必烈听说波斯穆斯林“阴阳星历”的精妙，就邀请天文学家讨论天文历法以及司天台的建立等问题。札马鲁丁遂应邀于宋末元初抵达中国。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札马鲁丁在大都朝廷任职。在此期间，他制造天文仪器，编纂历法、地志，成为将伊斯兰天文历法成就全面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
元初，沿用金朝所得北宋陈旧的天文仪器，郭守敬认为“规环不协，再难使用”。1267年，忽必烈正式下达研制新型天文仪器的任务。4年后，札马鲁丁创制出7种天文观测仪器：
①咱秃哈喇吉，波斯语发音的直译，汉译为浑天仪、多环仪，是用来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的仪器；
②咱秃朔八台，汉译为方位仪，是观测星球方位的仪器；
③鲁哈麻亦凹只，汉译斜纬仪，是用来观测日影，定春分、秋分的仪器；
④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译平纬仪，观测日影，定夏至、冬至的仪器；
⑤苦来亦撒马，汉译天球仪，或译为浑天图，即天文图像模型；
⑥苦来亦阿儿子，汉译地球仪；
⑦兀剌都儿剌不定，汉译观察仪，今译为星盘，“以辨东、西、南、北，日影长短，星辰向背”。
这些仪器设计巧妙新奇，准确精密，反映了伊斯兰天文学的最高水准。
至元八年(1271)，在上都建立起第一个“回回司天台”官署，官职为从五品，首任提点(台长)是札马鲁丁。由于建台有功，札马鲁丁至元十年(1273)被提升为秘书监负责人，掌管典籍、图书和皇家档案等并兼辖司天台。据记载，“回回司天台”曾收藏有大批西域天文书籍，以供研究、参考使用。据至元十年(1273)统计，有“经书二百四十二部”，属“本台见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札马鲁丁认为伊斯兰历法因在推测天象方面精确度较高，又“五星纬度”为“中国所无”，他依据伊斯兰教历法撰著《万年历》，由忽必烈颁行天下。直到1280年(至元十七年)，郭守敬以《万年历》为蓝本创《授时历》后，始被停止使用。但有了新历之后，《回回历》仍与之并行天下，仅1328年官府印制出售的《回回历》就达5257册之多。
札马鲁丁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大元大一统志》是经札马鲁丁创议，并亲自组织领导、撰修的一部元代官修地理书。至元二十三年(1286)，忽必烈任命札马鲁丁为集贤大学士、在奉大夫，行秘书监事，主持纂修《大元一统志》。从至元二十二年开始到至元三十一年成书，历时九年完稿，定名《大元大一统志》，简称《大一统志》。这部巨著共七百五十五卷，书中还附有彩色地理图和一幅《天下地理总图》。书中地图的绘制，改变了中国传统画法，即由裴秀所创的“制图六体、计里画方”而应用伊斯兰开罗学派所创地图绘制的球面投射影法，并承袭巴格达学派“量天测地”的传统。最后，这部书由札马鲁丁和他的助手虞应龙进呈，后来因得到云南、甘肃、辽阳等地的图志，由李兰兮、岳铉等续修，成书一千三百卷。这部巨著于至正六年(1346年)在杭州刻版，遂成为我国古代由朝廷主持编辑的第一部全国地理志。
(来源:人民政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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