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加沙人说：以色列袭击一年后

Khalil Refa’at Abu Radiffa

Khalil Refa’at Abu Radiffa，29岁，来自Khan Younis的Abassan区，太太是23岁的Hawwa Fayeq Abu Radiffa，两人有个一岁的孩子Refa’at。

Khalil的专业是英语，2012年建了两层楼，不久后结婚。2014年以色列入侵加沙时房子部分被毁。

“以色列入侵第一周，地面入侵开始前，我们很担心导弹会击中房子。我们不知道他们在炸哪里，轰炸的声音非常大，很吓人。他们宣布以色列很快要开始地面入侵后我们就离开了家。我们拿着些必需品，一开始去了姨妈家；她的房子被炸后，不得不到Khan Younis市中心的亲戚家。

“停火的三天，我们回了家，发现房子部分被毁。我们没有想到会被炸——住在这里的只是18个平民。

“我现在没有工作，过去我为NGO工作，做各种专案。战时停火期间，我为Action Against Hunger工作，为人们发急需的水和食物。有一次我们在Khuza’a忙碌时，以色列突然开火，不得不请红十字会帮我们撤离。

“最难受的是因以色列随意轰炸我们不得不离开家园时。我们看到整个地区损毁严重，因为我们离东部边境较近。

“我儿子Refa’at听到轰炸声非常害怕。他会摇摇晃晃地跑到我或者他妈妈那里。我们努力逗他玩、逗他笑，想让他忘了那声音，想让他别再那么害怕。他太小，还无法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我们离开家前就把他送到他爷爷家了，这样会安全些。

“我没有能力重建家园。加沙的重建还没有开始。我没有工作。我现在只希望能够重建我的家，有份好工作。”

Jehan Abu Dagga

Jehan Abu Dagga是位律师。她的家在以色列入侵期间遭严重损毁。

Jehan有五个孩子：Weam，8岁；Jana，7岁；Ghena，5岁；Hala，4岁；Adham，3岁。

“入侵前两天，我们去了亲戚家，因为听说以色列坦克会进我们区。他们没有如传说的开始入侵，于是我们就返家了。然后入侵就开始了，我们被困住——以色列的坦克不停地开火。

“我们无法离开，决定等情况好些再说。天一黑，我就感觉‘必须得离开，不能被陷在这里，他们会杀了每个人’。我们试了几次，离家找个安全点的地方，但走不远——情况太危险。

“孩子们想睡觉，我们不许，担心发生了状况时可能没时间叫醒他们。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越来越危险。我们知道我们被困住了，到处都是炮轰、毒气，我们出不去。我们就这么待了一个星期。

“我们试着叫员警，给红十字会打电话，叫救护车帮忙。救护车说因为以军炮火太猛无法进入我们区，不过可以在街那头儿等我们。外面浓烟滚滚，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停电了，我们不能用电筒——太危险，他们可能朝我们开枪，就算知道我们是平民。

“我们是最后到救火车那里的人家，Khuzaa的亲戚都在等着我们。我们差不多有50人。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活着。我们数了数孩子，他们都还在。我带着两个女儿，我丈夫Mohammed带着另外三个孩子。进了救护车，我们又挨个点了孩子们的名儿。

“那个恐怖之夜之后，第一次停火时——只有三小时——我叫丈夫回家取证件、身份证、护照。他回来后说，我们家被炸了，不过没有完全毁掉。

“我卖了首饰建的这座房子，现在没有钱再重建了。我丈夫是个农民，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我学的是法律，做律师，后来在家照顾孩子。现在我后悔自己当初选法律专业了，如果做护士，这种状况下就可以帮忙了。

“对我来说最艰难的就是，被困在家里那一星期给孩子们找安全的地方躲藏。

“我最期待的是，有一天，看着我的孩子都大学毕业。我会为他们提供好的教育的——如果我们活着的话。”

Aysha Saeed Owda El Kurd

Aysha Saeed Owda El Kurd，护士、五个孩子的母亲，来自拉法。他的丈夫被以色列囚禁了14年，1988年被释放后不久即被杀害。

“我在家里既当爹又当妈。责任很重，因为只有一个儿子有工作。我丈夫被害后，我和五个孩子租房子住，直到后来有能力买房。

“我在监狱里呆了五年。囚禁期间生下了小儿子。1988年我被释放，我只有高中学历，去联合国找了份工作，维持生计。我在卫生中心做工人，晚上下班后继续学习，最后完成了学习，在卫生中心参加了考试，然后做了护士。我爱我的工作，特别是帮女人们生产。

“我儿子结婚后，我给他买了房子，2008年以色列入侵加沙时被摧毁。我们不得不再次从零开始。2013年我们买了套二手房，修理了一下。三个儿子住在里面，重建我们的房子太难了，加沙被封锁，建筑材料短缺。

“感谢真主，我供儿子们完成了学业。大儿子Ibrahim是工程师，在国外学习；二儿子Saeed专业是IT；三儿子学会计；四儿子学商务管理，大四了；小儿子被杀害前学的商务管理。

“2014年入侵开始的时候，儿子Ibrahim要回加沙，试了两次，都因为边境封锁回不来，他最小的弟弟被杀害的时候他没能见上一面。其他三个儿子带着家人来我的住处，在Al-Shaboura，相对他们居住的边境地区安全些。停火期间，我儿子Yasser和大家一样回去看自己的房子，以色列突然开火，肆意轰炸。两颗导弹落在他家，他和另外两人遇难。

“我听说儿子受了伤，大晚上跑到街上去找他——轰炸还没有停。我给他打电话，不相信他遇难了。我问Abu Yosef Al Najjar医院的同事有没有他的消息，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医院也被轰炸了。我感觉他们是害怕告诉我真相。

“然后我给Kuwaiti妇产科医院打电话，他们告诉我收到伤者和死者，我儿子就在其中。我们赶到后，他们告诉了我我心里早已预料到的真相——他被杀害了。我要求见见他。我去了医院的太平间，见了他最后一面，吻别了他。这对我来说太难忍受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无法挽救他，虽然我帮助救了很多别的人。

“战时很多人到卫生中心，我很忙，人们需要我们。我儿子被害两周后，我就出去帮忙了——虽然感觉自己可能会崩溃。我认为为伤者服务是我的责任。我去很多人的家里，帮助他们治疗，帮助很多妇女在家中生产——让她们出门实在太危险了。

“现在，在我们的房子里住着22口人，我们没有能力重建儿子们的房子，收入不够，再加上封锁。”

根据最新统计数字，2014年以色列的“护刃行动”入侵导致139817名加沙人房屋被毁，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其中的六户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