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不会被遗忘

5月21日，经历了11天战火的加沙，终于回归了暂时的相对平静。逃离以色列轰炸的平民得以返回可能已经被毁坏的家园，瓦砾之下还有新发现的遗体被不断挖出。接下来是国际上的援助资金输入，加沙重建，等待另一轮战火的洗礼。

本轮冲突的起源并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向加沙地带之外的以色列控制区发射火箭，而是发生在谢赫-贾拉的驱逐事件。谢赫-贾拉是东耶路撒冷的一个社区，距离耶路撒冷老城仅两公里。针对几个巴勒斯坦家庭居住的房屋，以色列法院以犹太人拥有这些房屋的产权为由，要求这些巴勒斯坦人搬离。

此举激发抗议和冲突。接着一些以色列青年在东耶路撒冷街头游行，高呼“阿拉伯人去死”，这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矛盾。随后巴勒斯坦民众与以色列军警在圣殿山和阿克萨清真寺发生暴力冲突，数百人受伤。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以色列撤出在东耶路撒冷部署的安全部队，在以色列没有反应后发射火箭，这一轮大规模战争爆发。

以色列方面把谢赫-贾拉的冲突简单化地称为产权纠纷，理由是那些土地的产权原本是犹太人的，是犹太人早在1948年之前就已经买下来的，所以阿拉伯人应该搬出去，让给那些犹太人的后代居住。相关判决以以色列的相关法律为依据。

然而，谢赫-贾拉位于东耶路撒冷，而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共识，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以色列不能在被占领土上适用其国内法，而是要遵守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尤其是不能把本国居民迁移到被占领土上。而且，这些房屋是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约旦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时，约旦政府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合作，为逃离到那里的巴勒斯坦难民修建的，难民入住后，从约旦政府那里获得了房屋产权，无论其产权手续是否完备，以色列作为占领国不能以其国内法撤销这些产权。

此外，以色列法院在审理中忽视了有利于这些阿拉伯居民的其他证据。再者，以色列的那项国内法本身就是一项种族歧视性法律，因为它只允许犹太人获得1948年战争之前的产权，而阿拉伯人，包括以色列内部的阿拉伯人，即使有再清楚的产权证明，也不能收回战争中被夺走的房屋或土地。此四点足以说明，这不是单纯的产权纠纷，而是披着产权纠纷外衣的驱逐事件，这种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

上述法律论述并非强辩，相反，对以色列这些行为的性质的判定，有联合国发出的明确声音为证。5月7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发言人科尔维尔（Rupert Colville），如果以色列实施其驱逐行动，它将违反根据国际法应当承担的义务。他表示：“鉴于过去几天在谢赫-贾拉发生的令人不安的场面，我们要强调，东耶路撒冷仍然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一部分，国际人道主义法适用于这些领土。占领国必须尊重被占领土内的私人财产，不能没收这些财产。”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温尼斯兰（Tor Wennesland）也敦促以色列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义务，停止在谢赫-贾拉的拆毁和驱逐行动。

谢赫-贾拉驱逐行动背后的更大图景是以色列试图进一步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化，即由犹太人占据原来阿拉伯人生活的地区，以一方面为以后到来的犹太移民开辟空间，另一方面制造“既成事实”，为以后正式吞并这些土地创造条件。要阻止以色列的这种企图，巴勒斯坦人就必须寸土必争，并做好长期抗争的准备。

这一次的加沙武装冲突虽然巴勒斯坦人伤亡惨重，也蒙受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来说，也出现了一些也许有利的新情况，略述如下。

首先，几十个以色列城市发生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有犹太人围攻阿拉伯人的情况，也有阿拉伯人围攻犹太人的情况，一些警车、民用汽车和建筑物被纵火烧毁。以色列员警逮捕了一些骚乱者，但主要逮捕的是阿拉伯人。《纽约时报》的相关评论以《以色列真正的生存威胁》为标题。以色列总统利夫尼也说，假如以色列发生内战，对以色列来说，这将是比“外部威胁”更大的危险。其实这些暴乱的根本原因是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长期歧视，如前文提到的在产权法律方面的歧视，此外还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歧视。这种歧视将培育以色列内部未来的反抗因数。

此外，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的行动威胁到阿克萨清真寺等穆斯林共同尊崇的地方，也势必引起以色列内部穆斯林的警惕。无论如何，以色列的内部暴乱说明，虽然以色列封锁了加沙地带，在约旦河西岸修建了大量的隔离墙，但它无法凭藉这种高压手段获得安全，冲突还是会在内部爆发。

其次，5月18日，生活在以色列内部的巴勒斯坦人，和生活在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一起，举行了大罢工。这是多年来一次比较罕见的，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的近乎全体巴勒斯坦人，展示团结与联合的行动。不仅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没有因法塔赫和哈马斯的政治分歧而割裂，而且生活在以色列内部的阿拉伯人也展示了，虽然生活相对更好一些，但因为自身所受的系统性歧视，他们与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是命运共同体。这场大罢工有力地反驳了所谓巴勒斯坦人沉迷于内讧、不可救药的说法，也为未来进一步的民族团结行动奠定了基调。

第三，世界各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声援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游行。这不仅发生在穆斯林国家，而且发生在南非、巴西、日本、新西兰等非穆斯林国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美国的支援巴勒斯坦游行示威规模很大。纽约、华盛顿、芝加哥、费城、洛杉矶、迈阿密、新奥尔良、达拉斯等多个美国城市发生了游行。

美国“NBC新闻”报导说，在长期支援以色列的美国，爆发如此规模的支援巴勒斯坦游行，是以往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具体原因包括：社交媒体起到了动员作用；去年美国黑人生命权运动（BLM）造成了影响，大家日益认为巴勒斯坦事业和美国黑人平权事业具有一致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经的亲密关系，以及两人政治风格上的一致的极右色彩，激怒了美国的进步主义者，等等。

第四，美国进步派国会议员开始针对以色列采取行动。奥凯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波坎（Mark Pocan）、特莱布（Rashida Tlaib）等进步派民主党众议员提出一项动议，试图阻止美国向以色列出售价值7.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也提出一项决议，试图阻止向以色列出售这批武器。尽管这两项动议都面临重重困难，几乎不会获得实际进展，但在两党均坚定支持以色列的美国，这种情况是以前所没有的。作为巴勒斯坦裔的女性众议员，特莱布还直接向美国总统拜登施压，批评美国对本次冲突的态度和政策，呼吁让巴勒斯坦人得到保护。盖洛普民调显示，2008年时，只有33%的民主党人认为美国应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做出妥协，而现在这个数字是53%。西方媒体评论认为，拜登已经与民主党内的新一代进步人士产生分歧。而未来因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进步派的力量还可能会继续壮大。

当然，上述这些好的迹象，距离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还非常遥远，但至少说明形势并不令人绝望。无论如何，本轮冲突及世界各地的舆论反应充分否定了所谓“巴勒斯坦问题已经被边缘化”、“可以漠视巴勒斯坦问题”的说法。

2020年底特朗普主导以色列与几个阿拉伯国家建交后，反巴勒斯坦的力量就在宣扬这种说法，吹嘘得好像全面的“阿以和平”指日可待，就只剩下了巴勒斯坦这块顽固不化、“不解风情”的“绊脚石”，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碾过巴勒斯坦，世界纵使遗忘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也不会承担什么成本一样。而当前的一系列事态发展证明，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他问题都解决不了。同时，以色列的错误行径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势必得到全世界日益猛烈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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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波，原《经济观察报》记者，资深媒体人，知名评论人、翻译家，有译作十余部。

图文来源：微信平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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