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国 关于宗教极端化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思考
作者按
2017年8月15—16日，由我国外交部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文明对话暨去极端化圆桌会议”在成都举行。包括埃及大穆夫提等阿拉伯世界顶级宗教人士在内的70多位中阿官员、宗教界人士、学者出席了会议。北京外国语大学薛庆国教授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用阿拉伯语做了“关于宗教极端化和‘伊斯兰恐惧症’的思考”的发言。由于时间所限，演讲内容在此稿基础上有所删减和改动。经薛庆国教授授权，活字文化特发表由他本人翻译的演讲中文稿，希望有助于读者增进对有关议题的了解。感谢薛庆国教授对活字文化的支持！
论坛现场
毫无疑问，伊斯兰教是伟大的宗教。在《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经典中有许多教诲，敦促穆斯林遵行中正、宽容、平等、和平、正义、诚信等崇高的价值观。伊斯兰历史也不乏体现了这些教诲和价值观的史实和事件。正是由于这些教导和实践，中世纪的穆斯林才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文明，全人类至今仍然从其文明成果中受益。
作为一位从事阿拉伯语言、文化的研究、翻译、教学工作已有30多年的学者，我深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博大精深和辉煌历史，同时也了解这一文明当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及众多问题。和与会的来自阿拉伯世界和我国的宗教界领袖和学者一样，我也坚决支持对宗教极端化说“不”，对“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说“不”。
薛庆国教授（中）
左右分别为突尼斯前宗教部长和阿曼宗教学者
与此同时，我认为看待任何一门宗教——伊斯兰教也不例外，既要阅读经典和教义，也要看广大信徒的实践。因此，要在世人面前传达伊斯兰教光辉、文明、进步的形象，一条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将穆斯林社会建设成为体现光辉、文明、进步特征的社会；而极端、封闭、落后、纷争等等消极现象，则不仅有悖于伊斯兰的价值观，而且也助长了“伊斯兰恐惧症”在各地的蔓延。
谈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情况，首先，我想援引一下在现代中国传播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最杰出的两位先驱者的言论，他们两人都是穆斯林学者，都曾于上世纪初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9年，其中之一是我的老师、研究阿拉伯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纳忠教授。在1929年创刊的穆斯林刊物《清真铎报》上，青年纳忠发表了《铎报应负之使命》一文，其中指出了中国回民面临的当务之急：“改良回民教育，促进回民之宗教观念，灌输宗教知识，介绍世界新思潮，使之有稳定之主见，作坚决之信仰，具世界之眼光，作远大之事业。”
纳忠教授（1909-2008）
他还清醒意识到，落后保守的东方伊斯兰社会与进取开放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存在着巨大差距：
“论思想，彼则积极图谋外张；我则随事皆主保守。论教育，彼则取法从新，力谋改革，而适应环境个性；我则因袭传统，死守绝望，而反逆潮流，摧残个性。论学术，彼则顺时代之呼声，循文化之需求，研究科学，发明物理；我则口不离念礼斋课，手不离五大册本，潮流时代皆不问也。呜呼！念礼斋课，固伊斯兰教中最重要之主命，而当然遵践之事务也。然此乃个人之私刑问题，非伊斯兰教之经义仅此也。”
我援引的第二段文字，出自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古兰经》最权威的汉译本译者马坚先生之手。1934年，马坚先生曾在开罗作过一次介绍中国伊斯兰教的演讲，其中指出中国穆斯林落后的原因有：“愚昧无知，内部不团结和生活的贫困。”关于愚昧无知，马坚认为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缺乏应有的了解，以至于有些穆斯林宗教学者还是汉文盲，不能用汉语阅读和写作，甚至个别人还认为学习和掌握汉语文化及科学知识，会影响到宗教信仰，因而宁愿自己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二是对伊斯兰教缺乏全面的理解，以至为宗教的细枝末节争论不休。”
马坚教授（1906-1978）
马坚先生在演讲中列举了10个最明显的例子，包括为死者做祈祷时是否要脱鞋，穆斯林是否必须留胡子，穆斯林妇女能否剪发，穆斯林是否可以做猪鬃生意等等。在马坚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无足轻重的，但由于无知，这些问题在部分中国穆斯林中间引起纷争和不和，有时甚至造成相互间的敌意和仇杀。
这是八、九十年前中国穆斯林的情况，那么今天的情形如何？无疑，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穆斯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也还存在不少挑战。回族学者李振中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马坚传》中认为：“马坚60多年前谈到中国穆斯林对文化教育不重视的情况，谈到宗教内部由于枝节问题产生严重分歧的情况，就好像在说今天的事情一样。”
在我看来，中国的伊斯兰教发展目前主要面临两个挑战，或许，这也是伊斯兰教在全世界面临的挑战。一是近年来“伊斯兰恐惧症”在中国社会也有一定市场，部分民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存在误解和偏见，这是令人遗憾和不安的，因为这不仅伤害了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感情，而且妨碍了各民族间的团结与和谐，甚至为社会稳定造成了隐患，需要我们果断地通过思想、文化、传媒等各种手段予以应对。
第二个挑战表现为部分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真谛的理解有失偏颇，与伟大的宗教及其灿烂的历史并不相称。除了马坚和纳忠两位先贤指出的问题之外，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譬如，在部分穆斯林聚居区，尤其是在南疆部分地区，黑色面纱和罩袍成了女性乃至未成年女孩的流行服饰，泛化“清真”、过分区分“清真”、“非清真”的现象一度颇为严重，以至于饮用水、书写用纸、皮鞋、牙刷牙膏等物品也都有“清真”与“非清真”之别。收听或收看政府的广播与电视，音乐与歌唱，婚礼上的舞蹈，葬礼上的哀哭，乃至政府用来扶贫的各类电器，也都被打上了“非清真”的标签。
于是，以海纳百川成就伟业的伊斯兰教形象被曲解成封闭僵化的形象，宗教的宽容为本被曲解成偏执和狭隘，中正被曲解成极端，方便易行的宗教被曲解成繁琐艰难的宗教，一个在所有科学领域都曾有过重要创造的、注重人道的文明，被曲解成胡须、面罩、服饰等鸡毛蒜皮的枝节。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问题是体现穆斯林身份的生活方式与宗教自由问题，与政治无关，所以不应该被视为极端。这种看法显然值得商榷。当今伊斯兰世界生活方式最保守、最偏执的地区，难道不是塔利班、基地组织、达伊什、博库圣地等极端组织曾经或依然控制的地区？沙特著名作家图尔基·哈麦德曾以“9·11”事件劫机者群体为主人公，写过长篇小说《天堂之风》，旨在探讨导致年轻人走上极端与恐怖之路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背景。主人公之一阿卜杜勒·阿齐兹成长于利雅德以西的一个小镇，他从小就被告知，穆斯林不能听音乐、开玩笑，不能跟妻子以外的女性有任何接触。在他经常去礼拜的那个清真寺里，伊玛目“从不使用先知及其弟子们没有使用过的任何物品”，因此不用电器，不用印满“非法”图案的纸币，出门只骑毛驴，穿的衣服是自己在家缝制的，生病了也绝不用西药，甚至他供职的小清真寺也是亲手用泥土垒砌，其中没有任何现代设施。
Turki al-Hamad，沙乌地阿拉伯当代著名小说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多次呼吁政教分离等自由主义主张，曾被沙特政府拘捕入狱（据外网整理）
这种与世隔绝、“纯洁”得令人匪夷所思的生活场景，显然反映了某种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这一场景，与伊斯兰文明公认的黄金时期阿拔斯王朝的生活场景形成了鲜明对照。现代埃及学术大师艾哈迈德·爱敏在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中，是这样描述阿拔斯文明的：
“阿拔斯文明像一切文明一样，包罗万象：既有清真寺，也有酒馆；既有诵经者，也有行乐者；既有深夜礼拜者，也有在花园用早点者；既有富得腰缠万贯者，也有穷得不文一名者；既有对宗教怀疑者，也有虔诚信教者。而彻夜不眠的人，有的是虔诚礼拜的，有的是寻欢作乐的。所有这一切都斑驳陆离地出现在阿拔斯时代。”
鼎盛时期的阿拔斯王朝（750-1258）
西元751年（盛唐天宝十年），阿拔斯王朝军队与唐安西大都护高仙芝在今哈萨克斯坦地区爆发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唐军一溃千里、大败而逃。史学界通常认为，从此中原王朝基本上丧失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权。
由此可见，生活方式还反映了文明的兴衰，两者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逻辑联系。一个正常的人间社会，必定是丰富多彩而充满活力的；而一个布满禁忌的社会，不仅难以维系，而且只会扼杀文明创造的活力，最终酿成悲剧。
又譬如，部分中国穆斯林仅仅从“宗教”层面理解伊斯兰，把它理解为教法学家、经注学家笔下的律令，而非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文明。他们对古今伊斯兰世界灿若群星、彪炳史册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苏非主义者的精神成就的深度、广度所知甚少。有些人受到赛义德·库特布、毛杜迪等原教旨主义理论家的影响，不加批判地尊崇古人，视“思想”、“理性”、“创新”为畏途、异端乃至大逆不道，一味强调回归过去，回归经训，而忽视了从总体上把握宗教经典的精髓，并对其做出合乎时代要求的解读。然而，无视宗教经典降示的复杂背景，对经典文本作断章取义的教条式解读，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在当今世界蔓延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就是其后果之一。我在此补充一个中国历史上与此相关的故事，据《多桑蒙古史》记载：
“《可兰经》有云：‘凡崇拜数神者，杀之。’基督教徒曾在帝（即元始祖忽必烈）前引此语。帝闻之，召都城之回教博士至，而询其为首者：彼等圣经中是否有此语。诸人不能否认，对曰：有之。忽必烈曰：汝曹以《可兰经》授自上帝欤？其人对曰：吾曹未尝致疑也。可汗又曰：上帝既命汝曹杀异教之人，何以汝曹不从其命？对曰：时未至，吾曹尚未能为之。帝怒曰：然则我能杀汝也。遂命立将其人处死。”
在《古兰经》中，固然有“杀戮”、“俘虏”、“围攻”异教徒和“以物配主者”的说法，但那都是有一定前提的，且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目的。在其他宗教的经典中，也不乏类似的内容。总体而言，伊斯兰教绝不主张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戮异己，《古兰经》中还有大量宣导和平和宽容的经文。显然，忽必烈面前的那位“回教博士”对宗教的理解片面而肤浅，结果遭致杀身之祸。可见，对宗教经典作与时俱进的再阐释，是一项势在必行的工作。
最后，我还想再谈谈“伊斯兰恐惧症”话题。在部分对伊斯兰文明知之甚少的民众眼里，伊斯兰成了落后、封闭、偏执的代名词，又常常与暴力、恐怖等恶性事件有关，因此，它是值得担心和恐惧的。
但是在我心目中，却有着一个绝然不同的伊斯兰形象。从法拉比、伊本·西拿、伊本·鲁世德、伊本·赫勒敦、伊本·阿拉比等古代哲学家的笔下，从穆太奈比、麦阿里、伊本·穆格法等古代文学大师的笔下，从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笃、塔赫塔维、艾哈迈德·爱敏、扎基·马哈茂德、穆罕默德·阿尔昆、阿比德·贾比里、哈桑·哈乃菲等近现代思想家的笔下，从纪伯伦、塔哈·侯赛因、努埃曼、马哈福兹、黑托尼、达尔维什、阿多尼斯、赛阿达维等等我十分熟悉、并有幸见过、乃至结识其中部分人的现当代文学大师的笔下，甚至，从我十分敬重的霍达、张承志、沙叶新等回族作家的笔下，从我的穆斯林师长纳忠、马坚、刘麟瑞等前辈的著作和教导中，我了解了这样的一个伊斯兰——
它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兼顾精神与物质、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权利与义务，追求“两世吉庆”，注重道德理想，留下了丰硕和宝贵的文明成果。穆斯林乃至人类在此生的使命，不是恪守繁文缛节和清规戒律，不是只念来世而逃避今生，甚至不仅仅是敬畏和赞念至高无上的真主，而是履行真主赋予的“代治者”使命，即代替造物主治理好世界，将大地改造成人间的“真境花园”。
在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中，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古代文明典籍亡佚一空，学者只知其名、不知其书，而是阿拉伯人保留下了这些古代经典，并“外转内销”地再传回欧洲，从而才有了经院哲学的兴起和随后的文艺复兴。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便是阿拉伯哲学家阿尔法拉比。
按照这样的伊斯兰理解，穆斯林的身份不是定格于过去，或拘泥于形式，而是勇往直前，在各个领域勇于创造和创新，无所畏惧地拥抱时代和未来。因为只有这样，穆斯林才不会沦落为人类历史的被边缘者、落伍者乃至牺牲品，而会像伊斯兰文明辉煌时期的前辈那样，成为文明构建的领先者、推动者、参与者。在人类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和危机的今天，伊斯兰文明以其独特而丰富的精神资源，还有理由成为人类文明进程的纠偏者。
这样的伊斯兰，不会是世界人民“恐惧”的物件，而必将是世界文明大花园中，一株光彩夺目、馨香沁人的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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