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及当代价值

摘要

与崇尚武力，奉行“丛林规则”的西方文明不同，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讲“和平”、“和为贵”，奉行与人为善、以邻为伴，以理服人，以德化人。深入开掘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资源，对维护世界和平，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全球文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

1.“和平”、“和为贵”——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和平的追求

作为两大东方文明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酷爱和平，把和平作为一种崇高的目标而孜孜以求。

伊斯兰文明是一种崇尚和平，厌恶战争和暴力的文明。然而，长期以来，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地区，由于它在世界地缘政治中所占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它所拥有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的丰富的油气资源，使它成为列强逐鹿和各种矛盾的焦点，从而战火不断，硝烟四起，伊斯兰文明也被西方有些媒体借机描绘成好战的恐怖主义的文明，穆斯林被妖魔化，动辄称为恐怖分子。事实上如果透过弥漫于伊斯兰文明之上的烟雾，深入探索，冷静分析，就会发现，伊斯兰文明是一个崇尚和平，厌恶暴力的。和平是伊斯兰文明的基本宗旨。

首先，从作为伊斯兰文明的核心——伊斯兰教的名称来看，它没有以其先知的名字被命名，也没有以它的发祥地的地名被命名，它超越了所有这些个人的、民族的、地域的界限，而被命名为“伊斯兰”。“伊斯兰”是阿拉伯语音译，其含义就是“和平”，与“战争”、“仇恨”、“恐怖”相对，旨在强调反对战争，消除仇恨，传播和平。

其次，从穆斯林之间见面时的问候语来看，也体现了和平的宗旨。穆斯林相见，用一句既特别又普通的问候语：“安色俩目阿来以库穆”，意思是：愿真主赐你平安！无论是亲友熟人见面，还是萍水相逢，素不相识，都用这种方式问候。答词是：“瓦阿来以库穆色俩目”，意思是愿真主也赐你平安！也就是说，穆斯林把和平当作一个首要的目标和愿望来追求。

第三，从伊斯兰教的经典来考察，和平也是其主旨之一。《古兰经》处处强调和平，反复申言和平，总共有155处讲到了“色俩目”，即和平，试举几例：“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虚而行的；当愚人们以恶言伤害他们时，他们说：和平”（25：63）。“当他们听到恶言的时候，立即退避，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行为，你们有你们的行为。祝你们平安(和平)!我们不求愚人的友谊’”（28：55）。“敬畏主者将一队一队被邀入乐园，迨他们来到乐园前面的时候，圆门开了，管圆的天神们要对他们说：‘祝你们平安（和平）！’”（39：73）“他们在乐园里听不到恶言和谎话，但听到说：‘祝你们平安（和平）！’”（56：26）。“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8：16）。在伊斯兰教中其地位仅次于《古兰经》的“圣训”也不厌其烦地宣导和平、赞美和平。当年，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穆斯林”是什么人时，他简洁明了地回答：“穆斯林是指他人能从其手和舌得到安宁（和平）的人”，即真正的穆斯林从来不用言语和行为伤害别人，使人不得安宁；相反，穆斯林是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都致力于和平的人。

爱是和平的真正动力。当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一个人何以得救时，他把爱作为得救的条件之一，他说：“任何人不可能进入乐园，除非凭着信仰；任何人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除非凭着对他人之爱”。又说：“爱人如爱己，方为真信士”。伊斯兰文明宣导以德报怨，化解矛盾，消弭仇恨。《古兰经》说：“善恶是不一样的。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最恶劣的品行，那么，与你相仇者，忽然间变得亲如密友。”（41：34）《古兰经》还强调得饶人处且饶人，说道：“你们应当饶恕，应当原谅。难道你们不求真主赦宥你们吗？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24：22）强调为人要谦和、内敛，不可飞扬跋扈、狂妄无忌。

可见，伊斯兰文明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培养人的性情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各种形式来追求和平，缔造和平，维护和平，力求使和平成为一种秩序、一种境界、一种美德、一种习惯。

中华文明讲究和平，讲“和为贵”，这是众所周知的。“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经典概念，其起源甚早，《尚书》中曾多次出现，如“协和万邦”、“神人以和”等。《周易》说道：“干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都是以“和”为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一旦达到“太和”、“中和”的境地，自然和社会都顺畅安宁了。《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1]孟子强调“和”的作用，将其置于天时、地利之上，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

和平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儒家用“仁”来表述这种爱。孔子的弟子樊迟问孔子关于“仁”，孔子回答说：“爱人”。那么，这种爱人的思想从何而有呢?《中庸》引孔子的话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即爱人从自己的亲人开始，再扩大到爱他人，所谓“亲民”到“仁民”，也就是说要“推己及人”。如果把“仁”推广到整个社会，就需要“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曰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岂由人乎?”[3]也就是说，“克己”才能“复礼”，只有克制自己的私欲，爱天下的人，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墨子也强调“兼相爱”是“交相利”的基础，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4]也就是说，只有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互爱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良性运行；而兼相恨，则交相损，既互恨和互害必然造成社会的恶性互动和恶性运行，天下就不会太平。所以，墨子又说：如果“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只知爱其家，而不知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故诸侯不相爱，故必野战;家主不相爱，故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故必相贼。”[5]这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而言的，但也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多少世纪以来，人类正因为放弃了“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才导致了你争我夺，互相残害的后果，不但弱者、弱国深受其害，而且，从长远看，强者、强国也未必收益，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事例，屡见不鲜。因此，墨子主张对这种“相害”、“相贼”的现象应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

为了社会的和平与安宁，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坚决反对暴力和战争，他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战争总要死人，总要破坏生产，战争是祸，所以老子认为它不是好东西，是“不祥之器”，老百姓都讨厌它，有道德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不以战争解决问题的，所以，“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以武力逞强于天下者，必有报应——生灵涂炭、民生凋敝、饥荒蔓延。古往今来，无论是新老帝国，凡对外发动战争，试图以武力征服天下者，虽称雄一时，但终究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被征服国家的老百姓不服，他们不怕牺牲，以死相拼，拼命抵抗，所以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武力可以征服土地，却不能征服人心，“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6]罗马帝国的衰落乃至失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及所有新老帝国主义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一规律。当今的“霸权主义者也应从中吸取教训，切不可迷信武力，忘乎所以。

可见，崇尚“和平”、“和为贵”，厌恶战争和暴力，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共同点。

2.多元共存，“和而不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处理差异的智慧

世界既是同一的，又是多样的，世界的同一性和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很久以来，世界上就存在着多种民族、多种国家、多种语言、多种宗教、多种思想、多种生活方式、多种社会制度、多种文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各文明是千差万别的；而这些千差万别的民族、国家、文明又必须共存于同一个有限的空间——地球。如何处理好这些千差万别的民族、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处理得好，可以相安无事，皆大欢喜;处理得不好，则冲突不断，鸡犬不宁。如何处理呢？对此，有些文明主张全人类都应该整齐划一，用一种生活方式取代所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用一种社会制度统一所有相异的社会制度，用一种发展模式统一所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用一种价值观取代所有不同的价值观，用一种文明统一所有不同的文明。这就势必要导致“文明的冲突”。而有些文明则提倡，应承认和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一如维护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一样，以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思路和原则对待和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用这种思路和原则来处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就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就属于这一类型。

伊斯兰文明在以自己的文明而感到自豪，珍惜自己的文明的同时，也主张尊重差异，容纳异己。伊斯兰文明所讲的“爱”与“和平”不限于穆斯林之间，它不提倡狭隘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伊斯兰文明所讲的“爱”与“和平”其内涵是丰富的，其外延是宽广的。伊斯兰文明所提倡的爱，不限于其信仰者之间，而广及于全人类，无论民族、种族、肤色、语言、国籍、贫富、强弱、智愚，乃至宗教信仰。《古兰经》明确指出：“未曾因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你们的家园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待遇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60：8）。也就是说，即便是宗教信仰不同，只要对方不加害于人，也应爱怜他们，与他们和睦相处。伊斯兰文明禁止伤害无辜，更禁止杀人，把杀人定为大罪之一，《古兰经》说：“凡枉杀一人，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如救活众人。”（5：32）“圣训”则直截了当地说道：“谁伤害非穆斯林，谁就不是穆斯林”。“谁伤害被保护民，谁就等于伤害了我。”

伊斯兰文明强调睦邻、亲邻，《古兰经》要求人们“亲爱近邻、远邻”（4：36）。“近邻”和“远邻”既指穆斯林，也包括非穆斯林，既指个人，也指国家。先知穆罕默德严禁伤害邻居，他曾连续三次说“他没有信仰！”其弟子问到底是谁没有信仰?“他说：“就是伤害邻居，使之不得安宁的人。”他又说：“在真主那里，最好的邻居就是对邻居最好的人。”

根据伊斯兰文明的原则，对于非穆斯林，不但不能伤害，而且还要保护、善待，与他们和睦相处。当年（西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在创建麦迪那穆斯林政权的过程中，容纳了所有生活在麦迪那及其周边地区的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信仰者——在这个政权里，穆斯林、犹太教徒、多神教徒和具有各种信仰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先知穆罕默德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这一原则，他与麦迪那的居民共同指定了为所有的人所遵循的一个宪章，即著名的《麦迪那宪章》[7]，这个宪章明确规定了全体居民的权利和义务。对于非穆斯林，只要他们不反对穆斯林，不与穆斯林为敌，就保护其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其宗教信仰和名誉不受侵犯。比如对于犹太教徒，作出了这样的规定：尊重其宗教信仰，犹太人之间的纠纷，依据犹太教的经典“讨拉”(《摩西律法》)处理[8]。西元630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大军由麦迪那光复故乡麦加，人们猜测他会借此报复那些曾经迫害过他甚至企图谋杀他、双手沾满穆斯林鲜血的麦加贵族当中的多神教徒，但事实上，他却一一赦免了他们，表现了伊斯兰文明的仁爱与和平精神。

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后，随着哈里发国家版图的扩大，境内的非穆斯林越来越多，穆斯林与基督徒、犹太教徒、拜火教徒和其他宗教徒和睦相处。非穆斯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人格尊严都得到法律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时代（西元634—644年)，他根据经训精神做出规定：凡是年龄达到60岁的“吉米人”（受伊斯兰法保护的非穆斯林）均从国库得到一笔养老金[9]。到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代，非穆斯林越来越多，当时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的特点。奥斯曼帝国对非穆斯林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政策，一位美国学者说：“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待遇较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在基督教世界的待遇要好一些”。[10]16世纪，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成了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的避难所。

非穆斯林中有才能的人还受到重用，如阿拔斯王朝时代（750—1258年）国家的最高科研机构智慧宫中的翻译馆聘请一位基督教徒担任馆长。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约1453—1623年）的48位首相中，只有5人属于土耳其血统；1个是高加索人，10个出身不详；其余32个人分别是：6个希腊人，11个阿尔巴尼亚人，11个斯拉夫人，1个义大利人[11]。

在当代伊斯兰世界，也不乏坚持相容并蓄、多元共存原则的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且不说埃及等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且不说约旦国王侯赛因父子等亲西方的领导人，即便是被认为伊斯兰教色彩很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领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反复强调政治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性，他在2001年8月14日该党成立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讲中，多处引用《世界人权宣言》、《捍卫人权与政治自由的欧洲公约》，着重强调世俗化是社会健全的基本原则，当他讲到“自由”时，引用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也许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我以我的生命来捍卫你发表意见的自由。”他上台执政后，强调变化和变革，他首先访问的国家不是伊斯兰国家，而是所有欧盟国家，他积极推动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进程，重视学习西方文明优秀成果的重要性。[12]

在当代伊斯兰国家有大量的非穆斯林，他们与穆斯林共同生活在一个国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和谐相处，如在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等国，大批的基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友好相处；清真寺与教堂并肩而立；“邦克”声[13]与弥撒[①]声此起彼伏。在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有大量的华人、华侨，他们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14]“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以来，马华两族虽然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文化、宗教，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及融合却与日俱增；政治上，建立了多元民族的朝野政党联盟，提出了侧重全民族利益的政治诉求；经济上，两族的合作，逐渐从压力合作向自愿合作转化，从在国内共同经营发展到携手走出国门；文化上，两族子弟同校读书比比皆是，两族人民共同欢庆各族佳节已成惯例，至于标示各自不同宗教文化特征的教堂、寺庙更是遍及城镇和乡村，交错并立。即使在被称为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教党——所控制的吉兰丹和丁加奴两州，尽管当地华人皈依伊斯兰教的还不到1%，尽管华人和马来人保持着各自的民族特色，学习本民族语言，信奉本族宗教，但两族的相处同样非常融洽，吉兰丹的州务大臣曾出席华人文化大汇演，并现场挥毫展示中文书法。”[15]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虽然马来西亚的国教是伊斯兰教，但佛教、印度教和道教寺院以及基督教教堂在马来西亚随处可见。全体人民共同庆祝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者的宗教节日。穆斯林通过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们能够与非穆斯林一道生活和工作，建设一个统一的、进步的国家。”[16]

由上可知，伊斯兰文明反对地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霸权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有悖于人人平等理念的狭隘的观念和行为。

伊斯兰文明的和平观与多元共存理念源于伊斯兰教的人类同根同源的信仰。伊斯兰教让人们坚信，全人类都是人祖阿丹（亚当）的子孙，真主由泥土创造了阿丹，然后由阿丹创造了其妻子哈娃（夏娃），全人类都是由这对夫妻繁衍而来的。《古兰经》就此说道：“世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了你们，并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49：13）旨在强调，人类同祖同宗，只是世界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生态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各民族之间肤色、个性和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非但不是坏事，而恰恰体现了真主对人类的恩典，使人类免于陷入单一和单调之中，而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文化，令彼此惊叹，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生共荣。《古兰经》就此说道：“他（指真主——笔者所加）的一种迹象是：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对于有学问的人此中确有许多迹象”（30：22）。世界的多样性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据此，明末清初著名伊斯兰学者马注根据伊斯兰精神开拓和发展了传统的善的概念，他在其传世之作《清真指南》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这就要求人们不但要爱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且还要爱有共同信仰的人；不但要爱有共同信仰的人，还要爱有不同信仰的全人类；不但爱自己的同类——人，而且还要爱真个大自然（包括一切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等动植物）。

总之，强调多元共存，与各种文明和谐相处，与各个国家和平共处，是伊斯兰文明的主旨之一，也是伊斯兰历史发展的的主流。

中华文明提倡多种元素、多种成分，有机结合，和谐共存，“和而不同”。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7]。“同”未必就能带来“和”，小人表面上和和气气，背地里却互相算计；“异”未必导致“斗”，君子既坚持自己的原则，又尊重异己，和而不同。关于“和”和“同”的概念及其关系，在孔子之前已有思想家探讨过。齐国政治家、思想家晏婴（晏子）在讨论君臣关系时阐述了“和”与“同”的区别，《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而不干，民无争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以平德和”。“若以水济之，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史伯的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成百物。”

晏子和史伯所讲的是他们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一种规律，即“和实生物”。“和”是生成万物的基础。但“和”不等于“同”，不等于“整齐划一”，更不同于“单一”；“和”是各种成分、各种元素，以一定方式结合在一起，互补互济。“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它是丰富的，具有生命力的。而单一事物相加，即“以同稗同”，则是相同事物的叠加，其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和活力，事物就不能发展，不能繁荣。如同烹调中的水火、醯醢、盐梅与鱼肉，乐曲中的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多种成分和元素“相成”、“相济”，才有美味可口的羹和美妙动听的乐曲。宇宙万物，大至整个宇宙，小至基本粒子，以及人体本身，都由“和”而产生，都因“和”而发展。而如果以水济水，就不会有美味，琴瑟专一，就不会有音乐。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最高理想和境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8]“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是“和”。

就中华文明的主流而言，“和而不同”不仅仅是一种应然状态，而且也是一种实然状态。一部中华文明史，实际上，就是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讲的“多元一体”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是多元起源，又不断向中原地区汇聚，又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周辐射的过程。作为中华民族核心的华夏族本身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尔后的汉族仍然不断吸收各少数民族的成分，才形成了人口众多、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大民族。汉族的农耕文明和礼乐文化推动了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也给汉族社会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之不断更新更具活力。

除了全国性的文化外，区域性的文化也早已形成。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各有不同特色，各展所长，各显其能，彼此交流，互相借鉴，相得益彰。

就文化和宗教政策而言，汉代虽一度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魏晋南北朝时期虽也有过“夷夏论”、“神灭论”的辩论，很多儒士批判过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一些统治者也曾有过将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相结合的政策（如“三武一宗灭佛”事件[19]和清乾隆年间及咸同年间镇压西北、西南穆斯林事件等）；但总体上还是“和而不同”论和“殊途同归”论占了上风，占了主导地位，中华文明的核心结构由两汉的“独尊儒术”，转变为儒佛道三足鼎立，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在互动中融合。唐代以后，历代政权基本上都采取了儒佛道三教并奖，同时也允许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摩尼教、锁罗亚斯德教（祆教）、犹太教、景教（罗马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合法存在。儒佛道三家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渗透，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局面——佛教吸收儒家的入世精神，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儒学吸收佛教的主体哲学，形成了宋元明时期的理学、心学和气学；道教吸收佛教的缘起性空说和儒家的性理之学，形成全真道的内丹学；甚至伊斯兰也教通过“以儒诠经”等形式吸收了一些儒家的“仁爱”之学等内容，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汉学派”。

鸦片战争以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空前的规模传入中国，中国的志士仁人大力提倡学习和引进西方文明，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价值观层面，步步深入。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西方的民主共和国为理想模式，建立了中华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使西方自由主义和俄国传来的共产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形成主流。“中国社会目前有三大文化汇聚：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欧美现代文化。三大文化已经克服了对峙状态，开始了良性互动的过程，新的中国文化将在这良性互动中诞生。未来的中国文化将具有三大特点：它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还是异彩纷呈的。它将是孔子‘和而不同’的伟大理念的又一次伟大实践。”[20]

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实际上是对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创造性的发展和发挥。两种制度、两种生活方式，共存于一个国家之内，相安无事，和谐相处，这是中华文明伟大智慧的高超发挥，它成功地解决了世界上看似矛盾对立、水火不容的相异事物如何共存的问题。可见，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明，完全可以和谐共存，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共同繁荣，而不一定非要一方削弱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以你死我活的方式处理差异，解决矛盾。

由上可知，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提倡多元共存、和而不同，都尊重异己，容纳对方，这是处理当今世界各种矛盾与冲突、维护世界和平的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和平理念的当代价值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和平思想，这是一份十分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这份资源不但属于伊华文明的主体——全世界的穆斯林和全世界的中国人和华人群体，而且也属于全人类。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在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的情势下，只要世界各国政府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全社会的力量，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从人类主体的高度和人类价值的视野，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同舟共济，共同应对危害世界和平的挑战，积极开发和合理利用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的精神文化资源，并对其进行必要的现代诠释，赋予其时代特点，那么，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对于构建各种文明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世界文明新秩序，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产生诸多积极意义。

第一，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求安宁、促和平、谋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诉求；然而，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仍然为战争的阴影所笼罩，核威胁和核扩散的问题依然存在，“新帝国”理论大行其道，霸权主义横行，恐怖主义肆虐，在某些情况下二者相互刺激，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战争此起彼伏，恐怖爆炸不绝于耳，和平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化时代，人类如何相处，是需要重新思考的。是继续奉行以往“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对抗”的冷战哲学？还是推动文明对话、实现和平相处？这对人类的命运是生死蓧关的问题。伊斯兰文明内在的和平精神和中华文明“和为贵”的思想通过对话、沟通，相互交融，相得益彰，一旦为更多的人们所领悟所接受，将会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的精神动力和坚强的支援力量。无论是20世纪的两次大战和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还是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不但受侵略的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而且全人类都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1]战争中的死伤人数是可以统计的，而战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类心灵的创伤是无法估量的。因此，人类还是应该明智地回到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所提倡的和平，“和为贵”的轨道上，尊重他者，尊重自己，尊重生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造福人类。

第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仁爱、宽容和公平、公正精神有助于防范恐怖主义，抵制霸权主义，保障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世界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十分复杂的，如贫困、失业、失望、被边缘化的感觉、文化或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等等；但就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而言，除了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个原因，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刺激。霸权主义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力压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中东地区的一部分人感觉到强权就是真理，世界无公平可言，无公道可言，无正义可言，当他们的呼声无人倾听，他们的苦难无人关注，他们的处境无人同情时，他们就萌发出一种以毒攻毒式的复仇心理，这种病态心理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不断刺激下，转化为一种不计后果的甚至不惜伤及无辜的恐怖行动。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按理应该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事实上呢？为什么“反恐越反越恐”？其中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口实，霸权主义者对内讲民主，对外行霸道，迷信武力，耀武扬威，藐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动辄对一些国家进行军事打击，甚至不惜伤及无辜，不惜摧毁平民的房屋和基础设施，不惜把一些国家变成其新式武器的试验场。“战斧”式巡航导弹并非仅用于瞄准军事目标，还同样用于瞄准工厂、桥梁、平民区，甚至医院、难民营和使馆。尽管恐怖主义者用这些事实来证明其所发动恐怖袭击的正确性和正当性是十分荒谬的！但它的确具有相当的蒙蔽性与欺骗性，争取到了一些霸权主义的受害者的理解和支持，从而能扩大自己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同时，这也促使一部分温和主义者变成了极端主义者，一部分极端主义者变成了恐怖主义者。所以，反恐必须标本兼治，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是对当今世界和平的两大威胁，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有助于防范恐怖主义，抵制霸权主义。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尊重生命，反对践踏生命，提倡仁爱宽容，反对伤害无辜，这不仅对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一种有力的震撼和动摇，而且能够挽救那些受极端主义思想迷惑的社会群体，最大限度地孤立恐怖主义者，使其失去“市场”，失去社会基础，失去活动空间，失去立足之地，最终走向穷途末路，被全人类所唾弃与抵制。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关于人人平等、公正处事、公道行事、与人为善、以邻为伴、和谐相处的理念对霸权主义的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也是一种有力的冲击。霸权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文化优越论”以及由此而来的“己所欲施于人”的所谓“使命意识”，试图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各种手段“改造世界”、“重塑世界”，用自己的文化模式统一世界。而在其眼里，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是其推行霸权主义，实行强权政治，施行文化侵略的两大障碍，于是编造出所谓“伊斯兰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的政治神话。这恰恰证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在目前情势下，尽管西方有人鼓吹“霸权理论”，鼓吹“人权高于主权论”，但作为穆斯林学者和中国学者目前所应做的不是与西方一些学者对骂，而是应该平心静气和地、理性地探讨问题，并与那些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的有“文化自觉”意识的西方学者联手，共同挖掘包括伊华文明在内的世界各种文明中的和平精神文化资源，并用时代的价值视野对其进行分析、梳理，从中提炼出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安康的有价值的成分，进而使之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成为人们内心深处阻止战争，保卫和平的无形的铜墙铁壁，使那些弱肉强食、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规则”成为被人们所抛弃的野蛮规则。在国际事务中，以平等代替歧视，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和谐代替冲突，以民主代替霸道，以协商代替制裁，使世界走出残杀、走出仇恨、走出野蛮，走向仁爱、走向文明、走向和平与繁荣。

第三，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理念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有助于构建各种文明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的世界文明新秩序。世界的多样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自然界，正因为有生物多样性，才使大自然五彩缤纷，生机盎然，进而保持了生态平衡;在人类社会也正是由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才使世界变得多姿多彩，令人惊叹。可是，西方某些学者无视这一客观规律，鼓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试图以暂时领先的科技、经济和军事优势为依托，在全球强行推广和普及西方文明，使西方文明一支独秀，独领风骚。这是对世界多样性的一种挑战，是背法则而行，逆潮流而动的不明智的行为。可悲的是东西方一些学者一叶障目，也在附和这种论调，他们在其国内信仰和奉行平等、民主、自由的理念，而在国际上却大讲特讲霸权的价值和必要性，从而产生了文化霸权主义，进而威胁着人类文明的“生态平衡”。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关于“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理念，能够尊重异己，理解“他者”，不求整齐划一，但求不同元素之间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认定“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中和且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22]这种思想为多元文明的共处，构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文明新秩序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泉。如果将“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理念用于国际政治生活，便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原则，即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平等协商合作，和平共处。尊重每一个国家人民所选择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不因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不同影响国家之间平等友好的关系，使世界真正成为各国、各文明和谐相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生机盎然的美好世界。

第四，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关于“和平”、“和为贵”、“和气生财”的思想为确立和平经济学，反对战争经济学，发展世界经济，改善各国民生提供了可贵的文化资源。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发展经济的途径却有所不同，有和平的途径，有战争的途径。如果选择战争的途径发展经济，必然要走军备竞赛之路，首先扩展军事工业，生产各种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并把各有关行业都紧紧纳入军需而扩大生产，以刺激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超常发展，最终必然会导致对外发动侵略战争，通过掠夺他国的资源达到使自己暴富的目的。如果选择和平的途径，那就是为了满足全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遵循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诸业并举，协调发展。同时与世界各国开展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不同的选择，带来不同的结果。比如，日本的经济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起先通过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周边国家，掠走了巨额财富，使之一下子暴富起来。但好景不长，“失道寡助”，随后日本被各国人民打败了。战败的日本，不仅将从别国掠夺来的不义之财丧失殆尽，而且连自己的老本也赔进去了，使其国民经济全面崩溃。战后的日本，由于一改战争经济的死路，走上了和平经济的生路，几十年的努力和励精图治，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可见，只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那么日本的经济就会走出眼前的低迷状态，登上的新高峰。否则，若改变和平宪法，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会重蹈覆辙，给本国、给邻国、给世界再次带来灾难。再比如，中东的战乱影响了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东战争和巴以冲突不但给遭受失败的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造成巨大人员和财产损失，而且也大大影响了“战胜国”以色列经济的健康发展。萨达姆奉行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迷信武力，穷兵黩武，发动两伊战争，出兵侵略科威特，掠夺科威特的财富，试图一夜暴富，进而成为地区霸主，结果被虎视眈眈的美国抓住把柄，乘虚而入，不但自己成为阶下囚，更悲惨的是全国民不聊生，满目创痍，把一个资源丰富、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国家糟蹋得一塌糊涂。

很显然，“战争经济学”是死路一条，“和平经济学”才是出路。任何一个国家，凡是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努力维护世界和平，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有正常的经济发展。为此，不但要竭力避免军事冲突和战争，而且就连贸易摩擦也要通过协商甚至妥协来处理，主动化解，避免发展成为贸易战。特别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资源、资本、技术、人才、劳动力、管理、资讯等等超出一国国界，实现全球大流通，以整个世界为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重组和整合。在此过程中，你竞我争，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激烈的竞争中，只有严格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才能确保贸易双方的互竞互长，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实现双嬴甚至多嬴，否则，一方牺牲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其结果必然产生失衡，产生贫富悬殊，产生不满意和愤恨，久而久之，不平则鸣，就会引发社会危机，政局动荡，甚至破坏和平，爆发战争，天下大乱，经济萧条，所谓的赢家因失去相互依存的对象而终究也会成为输家。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仁爱精神和和平理念能够从理性认知和爱心真情等层面去引导和培育今后全球化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原则。比如，伊斯兰文明所宣导的关爱近邻、远邻的精神，实行睦邻、亲邻、富邻的原则，中华所强调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和气生财”的原则，有助于兼顾处于不同发展水准的各个国家的利益和特殊关切，构建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使各国走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之路，使全球化进程朝着互利共嬴的方向健康发展。

 

注释：

[1] 《论语·学而》

[2] 《孟子·公孙丑上》

[3] 《论语·颜渊》

[4] 《墨子·兼爱中》

[5] 同上。

[6] 《道德经》第三十一章。

[7] 《麦迪那宪章》正文见穆罕默德·.海卡尔：《穆罕默德生平》，王永芳、赵桂云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195-198页。

[8] 详见穆罕默德·沙克尔：《伊斯兰教史》，贝鲁特伊斯兰书局1985年，第166页。

[9] 爱哈迈德·努发勒：《伊斯兰文化》，约旦安玛尔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

[1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54页。

[11] 卡尔·布罗克尔曼：《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商务印书惯1985年，第363页。

[12] 穆罕默·德努伦丁：《土耳其向何处去——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阿拉伯人的未来》，阿拉伯文版，2003年第1期。

[13] 在清真寺宣礼塔上召唤礼拜的声音。

[14] 据统计，2001年马来西亚总人口为2252万，其中华人为572万。见廖小键：《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兼论不同文明的共存》，《世界民族》2003年第4期。

[15] 同上。

[16]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马来中心编：《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17] 《论语·子路》

[18] 《礼记·中庸》

[19] ““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五代后周世宗的灭佛事件。

[20] 牟钟鉴：《孔子的文化观及其现代意义》，载《儒学现代性探索》，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21] 伊拉克战争不但使伊拉克人民遭受痛苦，而且战争的发动者美英等国也付出了高昂的生命、经济、道义上的代价，尤其是美国的国际形象极大受损;由于战争带来的油价攀升等原因，世界经济也受影响。

[22] 《礼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