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表述

听友人说，《圣学复苏精义》被陈列于许多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图书馆以及专家学者的书斋中，作为伊斯兰文化的重要资料而被广泛运用。可见，作为自我表述的权威典籍，这部名著正在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应该说，作为阐释伊斯兰文明的这样一部著作，针对的不仅仅是穆斯林。穆斯林固然可从本著作中找回自我，但非穆斯林的朋友们也可从本着中就近读解伊斯兰，如果不是叹服，至少不致有太多理解上的误区。

同时，对于一些仅仅依赖西方学术资料的宗教问题专家、学者来说，这部著作为正面了解伊斯兰提供了一个视窗。或许正是具有了这一含义，它才被我国权威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于是，这部百年以来仅作为我国寺内“大学”教材而不为平民所知的古典名著，始有了它的中文读者。它用通俗而生动的语言向国人诠释原汁原味的伊斯兰文化。    

《圣学复苏精义》的发行与普及，其实是自我表述的复苏。它获得国内广大学者和读者的青睐，乃是对自我表述的首肯与定位。

我时常在想，无论在学术理论上，还是政治上、文学上，一些所谓的“国际准则”并非是无懈可击的，而是大有商榷的余地。

以诺贝尔奖这个被认为是世界上独占鳌头的奖项为例，且不论自然科学（这方面而欧美国家领先尚可理解），单就文学奖而言，得主中欧美国家无疑占绝对优势。但这并不能证明东方国家在文学上也始终处于弱势。

有资料说，老舍再活一年就可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些国人似乎迫不急待地为此而感到自豪。我觉得这与其说是自豪，不如说是在默认“欧洲中心论”，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国民性的自然流露。

1988年，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获诺贝尔文学奖，在中东，某些欣喜若狂的现象仅仅出自已经习惯于被表述的官方媒体，而广大的知识份子、人民群众内心更多的却是尴尬、苦涩与悲哀。因为把纳吉布·马哈福兹推上这一“殊荣”的唯一因素是他的小说《街魂》张扬西方文明，而对伊斯兰文明颇有微词。

无独有偶，2000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对此，中国作协负责人指出，“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这表明诺贝尔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2000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

时隔不久，一贯敌视阿拉伯穆斯林的犹太人、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获得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至此，把诺贝尔奖的政治意味和单边主义暴露得无以复加。

无怪乎我国一位学者以《这颗葡萄是酸的！》为题，撰文抨击诺贝尔文学奖，对它的所谓权威性提出挑战。

失去了自我表述，加之其他种种人为背景和因素，我们的头脑、生活中充斥着西方的定义、西方的术语乃至西方的人物和历史。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西方学者（如苏格拉底、培根等）在我国几近家喻户晓，而思想性和艺术性或许比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伊斯兰学者（如安萨里、伊本·泰米叶等）却鲜为人知。

这种单一的价值取向不仅限制了我们的思想视野，妨碍着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而且造成一种国际性的舆论误导，把本意为“和平”、直接驱动了近代欧洲繁荣的伊斯兰文化总是与“恐怖”、“威胁”等人造概念紧紧捆绑在一起。

正如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所指出的，“政治和传媒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同于激进主义、恐怖主义和反西方主义，严重地妨碍了我们的理解，制约了我们的回应。”“由于愚昧和原型思维相结合，历史经验和宗教文化沙文主义相结合，我们在对待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时，即使是抱着最佳的动机，也经常是盲目的。”（〔美〕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250—251页）

埃斯波西托早在1995年左右发表的这些见解，是对9·11后美国主演的所谓“反恐战争”的入木三分的诠释。

只有深刻地了解“被表述”的现实及其社会影响，自我表述才会更加主动和充分，才会更加成熟和自信。

针对西方学术界炮制的所谓“东方学”，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名著《东方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对东方学而言，伊斯兰存在着某种意义，这一意义最简洁的表达可以在赫南的第一部著作中找到：为了得到最好的理解，伊斯兰必须被还原为‘帐篷和部落’。殖民主义的影响，世界形势的影响，历史发展的影响：所有这些之于东方学家正如苍蝇之于顽劣的男孩，被毫不留情地拍死，或只顾自己的玩耍而懒得去管——以免使东方单纯的本质复杂化。”

“如果伊斯兰的缺陷与生俱来，无法除去，那么，东方学家会发现自己不得不反对变革伊斯兰的任何尝试，因为根据这一看法，变革即是对伊斯兰的背叛：这正是吉勃的观点。除了重复《李尔王》（KING LEAR）中傻瓜所说的‘他们会因为说真话而对我加以鞭笞，就像会因为说假话而对我加以鞭笞一样；有时我甚至因为缄默不语而受到鞭笞’之外，东方人如何才能挣脱这些枷锁而进入现代世界？”（《东方学》，三联书店，第138—139页）

这些血淋淋的“被表述”的文字，无情地告诉我们：自我表述已成为一种必然，责无旁贷。

应当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被表述”都带有文化霸权的倾向，美国学者埃斯波西托的观点就与西方学术界对伊斯兰的一片谩骂声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穆斯林扩散其统治和信仰时，他们证明，既是伟大的学习者，又是伟大的创造者……拥有巨大图书馆的重要城市知识中心出现在科尔多瓦、巴勒莫、尼沙普尔、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布哈拉，深陷于黑暗时代的欧洲在他们面前暗然失色……在这一进程中，穆斯林自由地借用其他的文化，展示了一种来自主人（而非仆人）和作为殖民者（而不是被殖民者）的开放精神和自信心。与20世纪不同，那时的穆斯林享有一种控制和安全感。”（《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40—41页）

“从宗教的观点看，伊斯兰教证明是一种更加宽容的宗教，它给犹太人和当地的基督徒提供了更大的宗教自由。”（同上，第47页）

“这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政策与当时基督教国家的狂热偏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穆罕默德二世时代，巴尔干的农民常常说，‘土尔其人的头巾远胜过教皇的三重冕。’”（同上，第54页）。

这种客观而具胆识的外来表述，为我们的自我表述提供了一种有效土壤，一种有力的佐证与支持。

这说明西方学者中仍不乏闪烁人性光芒的智者，他们中虽然有人依然恪守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但却能摆脱西方式的傲慢，客观而公正地看待伊斯兰和穆斯林，一如看待其他宗教和东西方各民族。

因此，当代伊斯兰学者有一种普遍的认同：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应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冲突和危机，而不是简单的诉诸武力。于是，“文明对话”一词在伊斯兰学术界不胫而走。

9·11后，美国把所谓“反恐”扩大化，不仅向伊斯兰世界领土发动武装侵略，而且矛头直指穆斯林的意识形态，声称“宗教教育孕育了恐怖主义”，借此向所有穆斯林国家施压。同时赤裸裸地袒护以色列的屠夫行经，而把正当的反侵略组织（如哈马斯等）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尽管这种不负责任的强权逻辑愈演愈烈，但伊斯兰世界的主流派学者仍呼吁与西方（包括美国）进行多层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对话，通过对话（而不是对抗）消除误会和偏见，增进了解和认同。

伊斯兰学者们指出，决策者们应该十分清楚：西方是东方的一种文化需要，东方是西方的一种文化需要。东方与西方是一种竞争、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仇恨、对立的关系。

当代许多伊斯兰学者认为，与西方进行对话，既是一种宗教义务，也是一种生活需要。好让西方明白，穆斯林是一种使命的肩负者，而不是名利的追逐者；是仁爱的使者，而不是复仇的预告者；是和平的宣导者，而不是战争的鼓动者；是真理、正义的支持者，而不是谬误、不义的帮凶。

穆斯林的使命是牵着困惑中的人类之手，把他们引向创造他们的主；把地球和穹苍联系起来，把今世和后世联系起来，把人类和自己的人类兄弟联系起来；自己所爱，施予他人；己所不欲，不施予人；让人类走出妒嫉、仇视的怪圈，走向彼此尊重、和平共处。

学者们认为，与十几亿穆斯林作对并不符合西方的利益；赢得穆斯林的友谊、尊重和信赖，才是西方的利益所在。我们应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让西方承认我们以伊斯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而生活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并不以侵害西方、仇视西方为前提。

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学术界，自我表述、文明对话，已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伊斯兰告诉我们，人性有向善的本能，有闪光的原质。这为自我表述与文明对话提供了无限的契机。

一位思想家指出，人性如闪光的金子，各种文化和习俗的积淀会给它蒙上尘埃，使它黯然失色。而我们的使命是擦去这些尘埃，让人性发出原有的光泽和魅力。

虽然，世界政治和文化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多变，但既然被表述的冬日已经过去，自我表述的春天还会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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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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