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圣记

进入伊历三月，“圣纪“一词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词汇，甚至三月被视为了圣纪之月，各地清真寺圣纪活动纷纷拉开序幕。这是一种大环境与小环境交互影响下的文化自觉现象。

回族穆斯林过圣纪节仪式,并非源于本土异质文化，而是源于阿拉伯社会穆斯林的做法。据阿拉伯史书记载,穆罕默德逝世三百余年后,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公元909—1171年)首先在埃及举行圣诞纪念。公元12世纪,伊拉克国王艾卜赛义德正式把每年伊历3月12日定为圣纪节。此后,纪念先知诞辰和忌辰活动便扩展到了其他穆斯林国家和地区。注意，在上述圣纪起源的描述中“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在宗派观念的发酵作用下，在许多人看来是个比较扎眼的词汇，其实，我们应该用一双慧眼去看待它。逊尼派与什叶派在中东地区好似水火不容，而中国伊斯兰教却宽容地接纳了什叶派的许多文化载体。个中缘由何在？杨怀中指出：“元朝是波斯及波斯化的中亚穆斯林移居中国最盛的时期,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得以发展的时期。” “大批的中亚各族和波斯穆斯林进人中国,相应地把波斯文化移入。”[1]有资料显示，波斯人对伊斯兰教入华所起的促进作用要大于阿拉伯人的作用。因此，中国回族穆斯林重视圣纪节也有族源性的因素。

任何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都无法割断与文化传统的联系。同样,中国回族穆斯林建立在血缘和文化基础上的族群认同,强调其文化的原初情感,这是天经地仪的情感表达。圣纪这一形式，并非是伊斯兰教法法定的形式，即便在我们最传统的教法经典当中，亦没有将“圣纪节”视为继“开斋节”、“宰牲节”之后的第三大法定节日，谁也不敢添枝加节，因为它涉及到伊斯兰教法的神圣性、严肃性。

如何定性圣纪？从其产生的文化效应上看，圣纪完全可以称其为节日，但它不是法定性宗教节日，而是文化性宗教节日，何谓文化？文化是在特定环境影响下的人为现象。朱希祥指出：“凡是人创造出来的一切都可以叫做文化”。[2]。说白了，“文化”实际上是“人化”或“人造化”。人为性、可变性、多样性是文化的基本属性。

因此，有些兄弟一味地从伊斯兰信仰的法源中去寻找过圣纪的法定依据，不管是出于力挺圣纪，还是拒斥圣纪，显然都是思维错位之举。但圣纪活动，并非是凡间尘世的的世俗形态，而是一种圣俗浑然的文化载体，这一载体可以搭载多项甚至十多项主命、圣行功修。所以，尽管圣纪是波斯什叶派穆斯林的发明创制，但正象我们脚下的波斯拜毯、惯常使用的波斯词汇一样不会让我们有硌脚、硌牙的感觉，相反，就象我们乘坐的汽车，不论是日系的、美系的还是国产的，都是正面积极的载体角色。用一句孙中山的名言来说：“文化是天下为公的。”

另外，圣纪对于强化穆斯林的人际关系，整合回族的文化传统并实现文化重构具有开斋节、宰牲节所起不到的作用。正因为开斋节和宰牲节是伊斯兰教法所法定的，因此，对于它的程序、环节是不能随意增减。正因为圣纪是文化性的节日，具有人为性的特点，故，各地的圣纪仪式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许多地区借圣纪举办未婚青年相亲会、书画展，有的举办篮球比赛，有的搞民族宗教研讨会，有的借机给清真寺毕业满拉穿衣挂账等等，因此，桂格在其文中指出，“与幵斋节、古尔邦节相比,圣纪节是回族民间与外界互动较多的,且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公共文化空间。”[3]总之，圣纪活动强化了各个寺坊之间的互动交流，促进了经验分享，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圣纪网络。

在中国，云南地区可谓是对圣纪最为重视的地区之一。这与历代经学大师的倡导是分不开的。比如先贤马联元把纪念先知穆圣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吾人承圣恩、戴圣德。有口而不颂圣,有心而不思圣。财不因圣输,力不因圣竭,是负恩也,是背德也。”[4]马联元此言的背后，不仅有对先知传达之恩的感知，还有对借圣纪教人尊主顺圣的再传达精神的期待。施惟达在《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5]—文中从宏观角度将民族文化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以前:传统文化的沿袭;1949年以后至80年代末期:传统文化的消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的再造。须注意的是，第二个阶段，中国伊斯兰文化遭受了同样的黑色风暴的淫侵，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极左思潮的消退，各族各教的传统文化都得以复兴，但唯我中国伊斯兰传统文化经受了一次来自内部的“唯信仰式”的“透析”过程，虽然相对性地净化了我们的信仰肌体，但其对良性文化因子所造成的制约和伤害，同样也是值得引以为戒的。

中国伊斯兰仍是边缘式存在，与以往的栅栏围系的边缘不同的是，现在，尤其是将来，我们的边缘存在会丧失栅栏围系。届时，即是突围的机遇，又是遭受冲击的挑战。我们不仅需要天启的信仰定力，还需要智慧的文化创造。前者为纵向的信仰主线，后者为横向的文化延伸。纵向的主线最为重要，它是我们连接神圣的“天线”，离开它，我们将瞬间失去方向感，横向的延伸同样重要，它将赋予我们神圣的信仰以智慧之窗，有效地避免我们的信仰因无视环境差异而出现硬着陆、强排异的负面现象。　　　

求主佑助，希望三月的圣纪活动，能够迸发出敬畏、自信、宽容、博爱的信仰火花，努力打造出伊斯兰式的阳春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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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杨怀中:《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 — 31页。

[2]   朱希祥，《当代文化的哲学阐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2005年，26页。

[3]桂格:《传统的继承与重构——魏山回族圣纪节的当代变迁》,《民族研究》,2012年第2期。

[4]马启华:《龙门村大营清真寺至圣会功德碑记》,碑现存玉溪大营清真寺。

[5]施惟达:《民族村寨文化的现代建构》,《人文讲坛》,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