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是阿拉伯文“kw’an”或“Qur’an”的音译,意为“诵读”,一译《可兰经》。有 55 种称谓,其中以“读本”、“光”、“智慧”、“训诫”、“启示”、“向导”、“吉庆”等为穆斯林常用。伊斯兰教认为《古兰经》是真主安拉通过天使哲布勒伊来降给先知穆罕默德的最后一部天启经典。《古兰经》的主要内容包括: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功课,其中特别强调安拉独一、顺从、忍耐、行善、施舍和宿命;对阿拉伯半岛社会制定的种种主张和伦理规范,为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确立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法律制度;与多神教徒和犹太教徒进行论辩的记述;为宣传伊斯兰教而引述的一些古代先知的故事传说等。开始只是陆续零散地颁布, 被记录在兽皮、石片、枣椰叶上,穆罕默德在世时,并未成册。后经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命令而整理、保存,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再次订正,编成“奥斯曼定本”,流传至今。全经共30 卷,114 章,6200 余节,分“麦加章”和“麦地那章”。《古兰经》既是一部宗教经典,又是一部阿拉伯文献。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伊斯兰世界的种种教派、学说,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往往以其为理论根据。
1. 收藏情况
中国民族图书馆建馆于1959 年,至今已有48年历史,馆藏十分丰富,特别是少数民族古籍方面。2006年我们有幸参加国家民委“十一五”规划课题《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 回族卷》的编纂工作,在整理馆藏回族古籍中,回族学者所撰述的汉文译著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在众多的汉文译著中,《古兰经》的译著在民族图书馆馆藏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包括马魁麟、杨德元合译撰的《宝命真经》、马立身译著的《可兰讲演》、刘锦标编译的《可兰汉译附传》和《可兰经选本译笺注》、王静斋译著的《古兰经译解》、姬觉弥纂译的《汉译古兰经》、马复初译著的《汉译宝命真经》、刘彬如与花汝舟编译的《汉译古兰经》、刘智译著《天方至圣实录》、马坚译著的《古兰经》(上册)等。这些译本最受影响的是王静斋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古兰经译解》(丙种),有白话译文、注解及附说,全书有尾注1943 条,每条从十字至千字以上,此外还有夹注、略解、附说、备考和书眉提要等,旁征博引,资料丰富,铅印发行,流传甚广。此本是问世四五十年来海内外辗转影印、翻印、重排次数最多的版本。
2. 我国《古兰经》汉文译著产生的社会背景
回族古籍是祖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项珍贵遗产。自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传入我国以来,很多阿拉伯人、波斯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我国西北,又经东南沿海的香料之路登上广州、泉州,以及蒙古人西征和多方渠道来华定居。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并且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如:天文、数学、航海、军事、建筑、医药和文学艺术等逐渐影响到我国各个时期。这些阿拉伯人在我国史书中古称很多,名为大食、蕃客、贾胡、色目人。他们就是形成回族的早期先民。回族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其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深深地刻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由于他们操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所以在书写一些文献中也都是使用阿拉伯文为主,其它也有波斯文、突厥文、乌尔都文,用汉文书写很少。到了明末清初,此时正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关键时期,所以各阶层各区域的回族思想文化活动亦十分频繁。经历了元、明两代的孕育,至明代后期,回族作为中国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已趋于成熟,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的生活和思想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说汉语、写汉字,接受了中国的传统礼制,这些标志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然而,随着汉语化过程的完成,回族便失去了其先民所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及突厥语,回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传承一度出现了危机。在东南沿海,一些回族“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其文义,亦不求其晓,凶吉皆用之”。在陕西及甘、宁、青地区,也出现了“吾教之流于中国者,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局面。于是,回族宗教界人士以陕西胡登洲为代表起而创办经堂教育,以王岱舆等为代表兴起汉文伊斯兰教著作的编译运动,力图拯救,从而使回族的文化教育在明末清初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明末清初正是国内理学鼎盛之际,用汉文翻译写作伊斯兰教经籍,用儒家思想进行注释,是顺应当时时代潮流的做法。许多回族译者都曾研读过“六论经孟、百家诸子”,所以知识比较开阔,为以后汉文译著活动奠定了基础。明末清初回族学者译著作品众多,且内容广泛,包括回族历史、人物传记、典礼制度、宗教哲学、民常习俗、语言文字等各方面题材皆在其中。《古兰经》的译著正是处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前人译著的基础下产生的。
3. 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古兰经》译著特点
版式特点
中国古籍的版式有其自身的形式和特点,古籍的生产一页一版,版之四周通常用墨线框之,为版框。上方的框线称上栏,下方的框线叫下栏;两边的框线称左右栏或边栏。这些栏线又有单边和双边之分,前者称单栏,后者叫双栏,双栏俗称文武边,一般是内粗外细。古籍一版分为两面,两面的交界处为版心,也称中缝,俗称书口,凡书口印有黑线者,称黑口,不印黑线的称白口,为了便于检阅,在中缝处多刻有书名、页数、每卷小题、字数或刻工姓名,俗称花口。我馆《古兰经》藏本主要有白口,白口有《宝命真经》无边栏、《可兰讲演》无边栏、《可兰汉译附传》无边栏、《古兰经译解》上边单栏、《古兰经》无边栏、《汉译宝命真经》四边单栏、《天方至圣实录》上边单栏、《可兰经选本译笺注》上边单栏。花口仅有刘彬如与花汝舟编译的《汉译古兰经》该书版口刻有:页码、“汉译古兰经”、第一册字样,四边单栏。
译本特点
中国穆斯林的《古兰经》译本,分抽译本、选译本、通译本。明末清初。王岱舆、马注、伍遵契、刘智等“中阿兼通,译著最多”的穆斯林学者,在汉文著译中曾“纂辑真经,抽译切要”,所引用的经文为数不多,而且多是意译。如我馆藏书《天方至圣实录》属抽译本,在书中约有十来处引述简短经文。19 世纪下半叶,中国穆斯林根据需要刊印了—批选译本。最初出现的是汉字拼读阿拉伯文的对音本, 在此基础上.一批对音本附加汉文注释和意译,成为选译本。如馆藏《宝命真经》和刘锦标的《可兰经选本译笺注》(1934年)是供初读者理解经文用的读本,在译文和注释中夹杂大量经堂用语和阿拉伯文的对音词。最早致力于《古兰经》汉文通译的,是清代回族学者马复初,只是未能完成全部译经工作即遭杀害。据载,他译成《汉译宝命真经》20卷,后来大部分毁于火灾,我馆仅存5 卷。1927 年,上海中国回教学会曾予翻印,其文词雅训,非俗师所传之经语可比。内容直解宝命真经一至四章,本书是研究古兰经汉译本流传有一定价值。其后有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1931年上海版),以及刘锦标的《可兰汉译附传》(1943年北平版)。中国穆斯林的第一部汉文通译本,出自王静斋之手,他用文言、白话体分别作了三次尝试,先后于1932、1943和1946年印行3种译本,其中我馆藏本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古兰经译解》(丙种)最好,有白话译文、注解及附说,铅印发行,流传甚广。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超过以前所有译本的是马坚的《古兰经》汉译本,1950 年,北京大学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前 6 章,译稿《古兰经》上册,附有译者的注解和简介。译本忠实准确,文字简洁流畅,风格古朴清新,受到中国穆斯林的肯定和高度评介。
翻译特点
我馆《古兰经》译著翻译书面用语主要用文言文和白话文,经堂用语只有马魁麟和扬德元的《宝命真经》(1919年)和刘锦标的《可兰经选本译笺注》(1934 年)。因此大部分译著翻译用语采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其特点是:
(1)译述庄重严肃,语句文白 相间,简明畅达,可雅俗共赏。
(2)译文中不乏行文流畅,既 紧随原经,扣准字句,又对应表述之片断。如刘锦标的《可兰汉译附传》。第83章《母团非非(称量不公)》第1-3 节揭露损人利己的奸商在度量衡上捣鬼,其译文为:
悲哉!好占便宜的人啊!
他们若是买人家东西的时候,必求足其量。
他们若量与人,或称与人的时候,必设法减少!
又如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第69 章《穆洛库》1-2 节:那掌权的主太尊大了!他是全能于万事的。那真主,造化了死与生,只为试验你们的哪一个在作为上是至好的。他是优胜的、多恕的。
(3) 某些译句,在细微处很重视原经措词与表达口吻,自有其独到之处。
(4)译笔忠实,语言朴素,“只求达意,不尚藻饰”。如《古兰经译解》第 47 章《穆罕默德》第 15 节对“天园”之描述,扣紧原句,咬紧实词,朴实无华。
许给敬慎之人天园的情形内有常久不浊的水河, 滋味不变的乳河,在饮者感觉味美的酒河, 清澈的蜜河,他们在那里享受各种果实,并蒙其养主的饶恕。
(5)谴词造句,简洁洗练,力避冗赘,而又明白如话,仅摘若干短句为例。
第49 章《侯主拉提》第10 节: 唯有众穆民是兄弟,你们要在自己兄弟之间解和。第3 章《阿米尔母兰》第26 节:你任意赐人权柄,你任意夺人权柄, 你任意把人抬高, 你任意把人降低。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图书馆《古兰经》汉文译本收藏丰富,从早期的抽译本、选译本到通译本,从经堂用语到文言文、白话文都有收藏,晚期的译著运用语体简洁洗练,通俗易懂,长句子表述得井然有序,连锁贯通,顺流而下,不添枝加叶,不追求华丽辞藻,而以平易、朴素取胜。受到广大穆斯林的欢迎,收到雅俗共赏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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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中华回族》阿里•李贵华编著
《古籍善本》黄燕生著
《民族古籍》(91 年第2 期)余振贵著“试论明末清初回族的汉文译著的活动”
【来源《中国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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