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世界走向伊斯兰化

　　(译自Islam Online，30/05/2002， Islam and Democracy by Dr Mumtaz Ahmad，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Hampton Uniersity，Virginia，USA ，伊光编译)

　　译者按语： 这是一篇学术论文，作者是美国哈普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研究和论述穆斯林世界的现状和政治趋向。 作者对几个主要穆斯林国家在二战后独立以来的政治变化和伊斯兰学者的现代思想做了比较，结论是，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使西方大国很失望，他们不可能接受西方式的“民主”，穆斯林国家实行伊斯兰化是人心所向，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由于文章太长，译文做了些删节。 原文的最后列出了20多种参考书目录和文中观点的根据，因为篇幅有限，参考书目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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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的政治家们和新闻传媒对所有的穆斯林国家的政治发表了许多负面的评论，他们怀疑伊斯兰是否有能力接受民主化体制。 最令他们失望的是，许多前殖民地国家都曾经承诺过，他们独立之后决心学习西方的政治，走向民主化，但是在全世界穆斯林国家都先后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运动，他们代表了穆斯林民众的信仰和生活习惯，反对他们倾向西化的政府，要求实行伊斯兰化。

　　本文将紧扣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民主体制的关系进行探索，重点研究三个问题：

　　一、伊斯兰与西方民主的概念差异；

　　二、穆斯林国家进行了哪些民主制度的尝试及其后果；

　　三、在什么条件下，伊斯兰制度能够认同民主化，才能使民众相信他们的政府没有背叛伊斯兰。

　　鉴于伊斯兰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被分割的，各地的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是为当地的事务寻找出路，没有全世界统一的领导，也没有机会协商，所以政出多门，各行其事，因此，伊斯兰运动不可能提出一条共同的学术共识和实践模式。 我们调查和研究的根据是来自各地运动的主流思想，归纳他们的特点，寻找他们的共性，例如我们深入研究了巴基斯坦思想家阿布阿拉'毛杜迪(卒于1979年)的伊斯兰建国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理论家哈桑'班纳(卒于1949年)，阿尔及利亚伊斯兰自救阵线领袖阿巴西'玛达尼，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拉齐德'加诺希以及苏丹伊斯兰民族阵线领袖哈桑'图尔比博士。 这些都是极有影响的现代伊斯兰思想家，他们熟悉伊斯兰，也十分精通西方的政治和文化， 由于本文的篇幅不易太长，因此只能对他们的思想和理论作简要概述，不可能长篇引证。

　　第一、这些伊斯兰学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是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精神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因为这是伊斯兰最根本的两个思想泉源。 西方国家和前苏联都曾经试图培养一批伊斯兰的修正主义分子，没有一个成功的先例，因为，凡是偏离伊斯兰的根本经典和思想泉源都被穆斯林民众视为邪教，不予接受。

　　根据伊斯兰的明确定义，伊斯兰不是类似于现代基督教或印度教的单纯宗教信仰，因为那些宗教只有整套精神信仰的教义和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 伊斯兰则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概括，对人类的活动无所不包，因此，伊斯兰的本质是，穆斯林信士们必须在个人行为、家庭生活、社会交往 、经济制度、政治运动以及国际关系全方位地对他们所崇拜的真主负责。 人们通常说的伊斯兰是全面的生活，应当理解为，信仰与政治的结合，教会与政府的结合，精神与物质的结合，目标是忠诚于天地的主宰，服从真主的命令。

　　西方国家和前苏联努力培训的伊斯兰“乌莱玛”(大阿訇，或伊斯兰学者)向穆斯林民众描述的伊斯兰，是遵照西方社会政教分离的御旨，要求穆斯林只须为个人的精神需要向真主祈求，不要关心政治，这种政治用心的修正伊斯兰受到世界各地独立的伊斯兰学者们的批駮。 他们坚持，实行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双轨制不是伊斯兰，因为，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树立的麦地那穆斯林公社标准模式；他们认为这些人是在为伊斯兰的敌人效劳，制造新式的邪恶伊斯兰。 这些学者们出版了大量的著作，阐述这个观点：如果穆斯林不掌握政府的权力，就不可能实行伊斯兰制度；【古兰经】中对全体穆斯林的告诫，必须劝人行善，止人作恶，没有政权力量和伊斯兰法制的配合，这是一句空话。 所以，建立伊斯兰化的政府，不是什么选择或建议，而是穆斯林生存的必须，是每个穆斯林应当为之努力奋斗的神圣目标。

　　西方的民主制度遭到伊斯兰学者的批判，因为，这个制度否认信仰的基础，这个制度的根据是空虚的人为的法制，甚至被大企业财团或统治阶级的利益集团所操纵，对于广大人民只是虚假的光环。 西方国家在全世界对“民主制度”的鼓吹，伊斯兰学者们开始认真考虑。他们说，就民主的概念代表人民大多数的意见这一点而言，伊斯兰可以接受，但是，这些享有民主选举和民主言论的人民必须以理解真主的权威和服从真主的法度为条件。 伊斯兰本来就有一套民众代表参政和议政的“舒拉”体制，因为真主在【古兰经】中的启示命令穆斯林对公共事业必须大家“协商”，先知穆罕默德的遗愿教导后代的穆斯林领导只是集体领导的代理。伊斯兰的领导必须通过选举产生，而政府的责任是加强对民众的伊斯兰思想教育和根据经训执行伊斯兰的法制。 如果在西方民主体制的形式之中加上伊斯兰的信仰基础和伊斯兰法制原则，穆斯林的国家可以同西方社会一样定期举行选举，实行公民投票。

　　根据以上对伊斯兰民主思想的本质研究，现在这一代学者们对某些穆斯林国家实行的君主制和教长制提出了异议。 一些以血统关系继承王位的国家和由教长主宰政治的体制都不是伊斯兰的真精神。 毛杜迪认为，现行的君主制和以伊朗为代表的教长制度都是对伊斯兰政府体制的曲解，他们是建立伊斯兰世界统一体制(哈里发制度)的障碍。 对绝对权力的教长制的反应开始于1979年的霍梅尼伊玛目的伊斯兰革命；而君主制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时暴露的弱点最彻底，因为那些阿拉伯的王宫贵族不顾穆斯林世界的整体战略而为了家族的利益不惜帮助西方打击一个穆斯林国家。

　　第二、 以逊尼派为主的穆斯林世界主流社会不赞同伊斯兰政府的神权思想，而这却是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核心。 以毛杜迪为代表的伊斯兰学者认为，穆斯林的政府可以充当真主的代理，而不是真主的代言人，因为，政府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制定的法制和广大穆斯林民众的利益和意愿是代理真主治理社会，而真主不可能把权力交给一个大伊玛目替真主直接说话。 伊斯兰所需要的是“神权的民主”，以法制为基础，管理社会；而不是神权的独裁，大教长与真主沟通来治理社会。

　　根据伊玛目霍梅尼的思想，伊斯兰的政府应由精选的人才管理，负责神学指导的大玛目具有无过失的特殊人性，他们获得了真主的特慈。 在隐遁的“第十二大伊玛目”再现之前，现在的伊玛目都是代理人，由一个伊斯兰法制委员会推选产生，所以他说，伊朗实行的其实是“法制委员会管理的政”(Vilayat-Faqih)。 今日的伊朗，政府政策和制度的决策机构是一个五人法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代表了真主的权力。

　　从形式上看，逊尼穆斯林的政府体制很接近西方的民主制度，因为，他们强调民众的意愿。 伊斯兰的制度虽然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本原则，但必须考虑本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如果民众都提出反对意见，教长和伊玛目便失去了法律的权威。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争论代表了穆斯林世界对伊斯兰的不同认识，他们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厉害冲突，所以从来没有因为教派之争而发动宗教战争。 许多不同的认识都在顺从真主的道路上寻找自己的方式，展开伊斯兰的复兴运动。

　　第三、伊斯兰注重伊斯兰的政治原则，实施伊斯兰化的政策和达到伊斯兰的目标，没有对政府的体制和机构提出过固定的要求。 政府只是一个由许多人结合而成的社会管理和权力执行机构，功能是实行伊斯兰的精神和原则，至于这些人怎么结合，构成什么样的组织关系，不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 所以，伊斯兰的政府，可以在任何历史时代，可以在任何民族和文化环境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实行自己认为最能行之有效的体制。

　　伊斯兰的学者们没有挑剔过穆斯林政府的模式，元首制或总统制，一元化的政治或多元化的党派制，民众的参政形式是一院制或两院制，是代议制或直选制，没有死板确定的形式，一切都可以变通，唯独不许可放弃伊斯兰的指导思想。 现代的学者认为，西方的民主方式并非不可接受，使之成为伊斯兰的民选制度未尝不可，伊斯兰的舒拉精神可以体现在各种形式中，例如长老会议、部落酋长会议、大国民议会、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

　　西方的民主政治方式都可以为穆斯林所接受，如国家元首的竞选，议会选举，实行三权分离，司法独立，以法治国。 在西方文明中，反对家族统治，反对独裁政治，反对公职终身制，反对特权阶层，在法律面前人人一律平等；这些都能变成伊斯兰政府的内容。 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如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和北非国家，那里的伊斯兰学者们，如突尼斯的拉奇德'加诺希，巴基斯坦的古库尔西德'艾哈迈德，土耳其的纳基姆丁'艾阿巴坎，马来西亚的安瓦尔'易卜拉欣等都一致认为，伊斯兰国家也应当实行西方人提倡的人权、法制、民族平等、思想自由、司法程序、多党政治、定期选举、公民投票等。 他们发表了许多著作和文章，主张，这些西方人引以为自豪的民主制度在伊斯兰的思想制度下应当实行得比他们更加成功，因为以信仰为思想原则的官员和民众比西方社会的人群更加自觉和自律。

　　第四、本文的前部份讨论了西方制度与伊斯兰的根本区别，从理论上说，西方政治还政于民，法制的基础是民意；而伊斯兰则强调一切政治的权力永远属于真主，法律的泉源是【古兰经】和圣训。 另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政治的结果。 西方社会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立国之本，例如自由市场经济就是代表性的政策，在市场上个人享有充份的自由，经济的追求是人的本能，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最高利润，受到法律保护。 由此延伸到政治，个人为了利益可以发展任何政治手段，他们也受到法律的保护。 他们的个人奋斗被理解为天经地义的“适者生存”，政治在不断地根据需要而演变，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所以从法律到道德，“好人”与“坏人”的定义在不断修正。

　　穆斯林对这个观点不予认同，伊斯兰的精神是，政治只是维护真主法度的手段，一切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的原则必须恪守伊斯兰的经典和教义。 不论是哪方面的社会生活，合法与不合法在【古兰经】和圣训中已经有明示，不容更改。 管理机构和法律体制，乃至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形式可以改变，伊斯兰的基本原则绝不许可动摇。

　　事实上，大部份穆斯林国家都接受了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甚至实行了多党制，两院制，总统制等，但在现代伊斯兰学者看来，这些都是行使政权的形式，如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土耳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当地的伊斯兰学者和穆斯林社会没有对这些看似西方的政治体制提出反对和抗议，他们争吵最多的是国家的独立意识，反对外国的控制，西方的文化腐蚀，要求更多的伊斯兰法制内容。

　　穆斯林民众和代表他们的伊斯兰党派所追求的是伊斯兰化法制，而不是形式，因此，虽然许多国家在西方国家引导下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但是，学者们提醒说，西方式的民主绝不是唯一正确的形式，对西方人鼓吹的全球“一体化”思想不予认可。 伊斯兰的思想允许当地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方式组成政府，世界不可能一体化，

　　可以实行或改变任何体制，只要符合伊斯兰的精神，都是合法的，这个世界应该多元化，而不是西方为全世界设计的统一形式。 对中东和南亚地区影响最大的毛杜迪思想特别强调，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任务合适的方式实行伊斯兰法制。

　　他说，穆斯林国家也可以利用西方现成的体制进行普及教育，公民选举，用和平的方式动员人民参加社会变革；他坚决反对军事政变、暴力革命、恐怖行为、绑架和暗杀。 用他的原话说：“目的和手段都必须干净、正当、符合多数民众的意愿，因为我们的理想是建设一个健康、和平与繁荣的伊斯兰社会。”

　　第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们退出了殖民主义的历史舞台，当时西方人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他们觉得，手中操纵了足够的穆斯林代理人，给了他们许多利益和训练，他们应当效忠于西方的主人国家；

　　第二，他们根据自己的空想，那些国家都十分贫苦，普通的民众必然为了个人的利益争取西方人的民主和自由，因为，西方国家派出了大批知识分子去宣传，过时和落后的伊斯兰是他们贫苦和愚昧的主要原因，他们应当羡慕和模仿西方社会。 事实使他们很失望，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都进行了改革，没有按照西方的思路永远做附庸的国家，而是逐渐走向伊斯兰化。 无数独立的伊斯兰学者向他们的同胞宣传不要上新老殖民主义的当，他们是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世代仇人，不怀好心，没有善良的意图。

　　五十年来，伊斯兰世界人才辈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教育穆斯林人民，他们可以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这个制度不违背伊斯兰的精神，但是如果只有西方民主的形式，而没有伊斯兰和穆斯林文化的内容，那是西方异教徒的怪物，绝不能同意。 五十年后的今天，各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世界的穆斯林比较一致地反对西方的侵略和不公正，他们到处在活动，构成了对西方全球战略的巨大威胁，甚至酝酿要推翻他们国内代理西方代理人的政府。 “文明的冲突”的实质是穆斯林人民没有被征服，伊斯兰没有像西方人和前苏联想象的那里已经成为“中世纪的历史”，穆斯林人民都愿意看到他们的政府顺从真主和穆圣，而不是外国帝国主义。 大部份穆斯林国家在这五十年间都做了调整，对人民的伊斯兰法制要求让步，因为民众中信仰的觉悟普遍上升，对政府产生了压力。

　　西方国家，包括前苏联的主体国家俄罗斯，一直在坚持三条错误的路线：

　　一、扶持当地统治集团，对民众的伊斯兰要求实行军事管制和打击；

　　二、积极培养一大批亲西方的知识分子，要他们回到国内宣传西方文明优越论，世俗政治和物质享受；

　　三、从经济上帮助和优惠扶持了一批亲西方的商人和生意人，西方叫他们“受西方熏陶的中产阶级”，创造一批“温和的穆斯林”，希望把他们培养成穆斯林国家的社会栋梁，帮助亲西方的政府。 从上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开始，穆斯林世界的民众看透了西方国家的不良动机，同时对本国的帮衬也没有好感，展开了惊天动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这个历史空前的运动使西方在五十年前的梦想破灭，在埃及、叙利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土耳其、苏丹、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这个运动荡涤着七年代以前西方人在那里导演的各种世俗化运动，如泛阿拉伯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伊斯兰资本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纳赛尔主义。 汹涌澎湃的伊斯兰运动在告诫今天的世界，在穆斯林生活的国土上不可能实行世俗制度和西方的民主。 全世界的穆斯林民众要求回归到伊斯兰的文明中去是历史的必然，愿意永远做真主的奴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