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思想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是如何界定学术界习惯上称之为“伊斯兰哲学”的那一思想体系。
关于“伊斯兰哲学”的性质和定位方面,古今的学者们众说纷纭,颇有分歧。部分近代穆斯林学者,以及大部分欧洲学者否认伊斯兰哲学有任何独创和建树,他们明确表示,伊斯兰哲学便是以“伊斯兰哲学家”著称的肯迪、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巴哲、伊本•图费里、伊本•鲁世德等人的哲学。他们通过比较研究,努力阐明“伊斯兰哲学”与希腊哲学毫无二致。
另有一些学者则努力证明,穆斯林哲学家在涉足希腊哲学时不乏自己的原有思想和独创见解。这两类学者其实大同小异,都把伊斯兰哲学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这就是希腊模式的伊斯兰哲学,或逍遥派哲学。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埃及开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穆斯塔法•阿布杜•拉扎格提出一种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应当从接触希腊哲学之前的穆斯林思想本身去寻找伊斯兰哲学,即从凯拉姆学和法源学去挖掘伊斯兰哲学,那才是表述伊斯兰文化根本特征的思想。而肯迪、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鲁世德等人尽管不乏自己的一些独立见解,但几乎是希腊哲学的诠释者。 这一观点与我国学术界已出版的有关伊斯兰哲学著作中的观点大相径庭。
希腊哲学经由“翻译运动”等途径传到穆斯林世界后,其中的神学思想对一些穆斯林学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些神学思想可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或作为希腊哲学、犹太教和东方原始灵知派混合体的新柏拉图主义。
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鲁世德等“伊斯兰哲学家”几近全盘接受了这一神学哲学,以为它是完美的理性哲学,是“人类思想的巅峰”。当他们发现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伊斯兰信仰原则与那些希腊哲学观点有冲突时,就不遗余力地去作解释,力求伊斯兰的经典明文与希腊哲学保持一致。
如果这些哲学家客观、冷静地对待希腊哲学,就会从伊斯兰思想的平衡、适中特点出发,首先去掌握伊斯兰经典中的许多断然证据,然后去面对希腊的哲学遗产,以便认知在多大程度上希腊哲学与伊斯兰信仰一致或对立。
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没有把他们的智慧用于独立的思考、缜密的研究,而是把希腊哲学中的流溢说、物质无始说、上帝本体上而非时间上无始等学说当成理性、逻辑和智慧的顶点。殊不知那些观点出自可对可错的凡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掺杂了唯物论、多神论和思想迷茫的许多成分,只凭理性去越位涉足真主的本体和理性鞭长莫及的领域。然而,无奈的、需求的有限者怎能去洞悉全能的、无求的无限者呢?作为可见世界探索工具的理性,怎能去涉足不属理性探索范围的未见领域呢?
这当然不是说这些哲学家只是译介者和输送者而毫无建树,或他们不值得称为“哲学家”,但是,他们为希腊逍遥派哲学所左右,试图把它的一些主张和纯理性武断与自己的伊斯兰信仰加以调和,其结果是,他们让古兰经和圣训中的明确信仰内容去附和那些哲学主张,而不是努力用自己的理性成果去纠正那些哲学的错误、去填补它们的欠缺。
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哲学主张的始作俑者是和他们一样的哲学家,自己有权利对他们的思想和学说予以审视、分析、反对和纠错;他们似乎忘却了自己是穆斯林学者,自己信奉的古兰经真理基于天性的显见的理性证据,而那些希腊哲学家的主张则基于离不开人性弱点的人的臆测和遐想。
埃及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白希指出,穆斯林在希腊神学领域的哲学活动限于调和希腊哲学观点和伊斯兰教义,这种作法,既无益于作为天启宗教的伊斯兰,也妨碍人们自由去认识希腊思想的实质。
之所以无益于作为天启宗教的伊斯兰,是因为用希腊哲学的方式去解释有关真主的信仰,或把希腊思想引入这种信仰,试图把两者融为一体,只能使这种信仰复杂化,使哲学化了的信仰仅限于一个特殊的智识阶层——他们专门锻炼自己的智商,去理解那些神学哲学问题和中世纪的那些难题。这种调和之所以妨碍人们正确理解希腊思想的实质,是因为它的调和方式赋予希腊思想一种宗教色彩,给它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阻止人们去批评它,认清它的本来面目,同时给它附加了其他一些宗教成分,以至鱼目混珠,真假难辨。
凯拉姆学家,包括莫尔太齐赖派、艾什尔里派中的思想家们十分清楚这一哲学与伊斯兰信仰之间的巨大鸿沟,于是全力去反击这一思想对穆斯林的进攻,并把矛头指向希腊哲学本身。艾什尔里派的思想家,如巴格拉尼、伊玛目•哈尔马因等紧随艾什尔里的步伐,与哲学家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后来,安萨里(1058—1111)在三个问题中判断这些哲学家犯了“悖信”罪(Kufr),将这一思想交锋推向高潮。
但是,伊本•西那(980—1037)、伊本•鲁世德(1126—1198)等“伊斯兰哲学家”如果在信仰价值、哲学领域备受争议,那么,这不意味着他们对伊斯兰思想没有贡献。作为理性主义思想家,他们的意义和贡献或许不在哲学或信仰方面,而在于自然科学方面。如果他们的哲学思想已成为历史的烟云,那么,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和影响却永垂青史。
东西方学者都承认,伊本•西那、伊本•鲁世德是同时代西方所没有的科学天才。伊本•西那的医学著作《医典》(al Ganoon fi tibb)传入欧洲,作为那里权威性的医学经典达五百年之久。用奥斯勒博士的话来说,这部书“被当作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著作都要长。” 伊本•鲁世德的《医学通则》(al Klliyat fi al Tibb)传入西方后压过了盖伦的影响,他的理性主义则在西方形成阿威罗伊主义(Averroism) ,对基督教经院哲学形成冲击,导致后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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