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沙姆·贾法尔 
2001年9月20日，就在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楼爆炸发生的仅仅9天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一场国会联席会议上宣布发动一种新型战争，即“反恐战争”。他对此列出了条件：“我们将调动我们控制之下的每一项资源、每一种外交手段、每一种情报工具、每一种执法工具、每一项金融影响、每一种必要的战争武器，以击败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然后他还描述了这种失败可能呈现的样子：“我们将剥夺恐怖分子的资金……我们将他们从一个地方驱赶到另一个地方，直至他们不再拥有任何避难所，也得不到任何喘息。”
如果小布什的言论定义了美国反恐战争的目标，那么这个延续了整整20年（2001-2021年）的时代，已经创造了一个全面的视角或方法，来主导全球内部和外部的大量互动，即国家内部及国家之前的关系，特别是伊斯兰世界与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关系。
反穆斯林的宣传和阴谋论，最终融入了更加宏大的叙事——穆斯林和移民将会取代西方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叙事还在无意中得到了反恐政策的支持，而这些政策扭曲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将普通穆斯林与恐怖分子混为一谈。
这个时代的六大特征：
1．对伊斯兰教的臆想
有关伊斯兰教、穆斯林、恐怖主义、圣战、暴力极端主义和移民的话题，成为了全球关注的焦点，这些名称之间没有区别，它们都被视为一个整体，其本质就在于“伊斯兰风险”或“伊斯兰恐怖主义”，这被视为对西方社会的制度、价值观和理念构成的生存与文明威胁。
一项拥有丰富资源的“伊斯兰恐惧症”产业也已经启动，它利用各种恐吓策略来制造恐慌，让人们对“迫在眉睫”的威胁感到歇斯底里。在这样的环境下，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情绪变得更加普遍，而极右翼的政党和组织也接受了有关“伊斯兰威胁”的想法，并从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和15世纪发生在欧洲的针对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大屠杀中寻求对比。
反穆斯林的宣传和阴谋论，最终融入了更加宏大的叙事——穆斯林和移民将会取代西方人，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叙事还在无意中得到了反恐政策的支持，而这些政策扭曲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并将普通穆斯林与恐怖分子混为一谈。
像这样的行径声称，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对存在和文明的威胁，而且像这样的做法还为更加明确的歧视思想铺平了道路，例如，特朗普曾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期间提出为穆斯林建立国家数据库的想法，类似于对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此外，他还承诺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美国。
2．无休止的战争，其主要表现在于对整个伊斯兰世界过度使用军事干预
这20年来，“反恐”一直是美国及其盟国的首要国家安全政策重点，相关机构经过重新的设计与部署，以应对国内外无休止的战争。这些机构的核心职能——从管理移民到建设政府设施，再到社区警务管理，都旨在为这个目标服务，就如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样，包括旅行、银行服务与身份证等等。
美国及其盟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索马里、也门等多个国家动用了武力，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双边和多边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本·鲁德斯最近在美国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赢得了反恐战争”的文章，并在文中提出了他的重要评估——在“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将这艘船引向了新的方向，并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势头。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再次专注于打击恐怖主义，并为此创建了庞大的官僚机构，重新绘制了相关组织的结构图，赋予其新的权力，并重新制定了相关预算，更改了国家的优先事项。
他还补充称，“911”事件后发动的战争代价是惊人的——已有超过7000名美国士兵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死亡，另有超过5万人在战斗中受伤，此外，还产生了3万多名退伍军人，数十万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也因此丧生，还有3700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发动这些战争和照顾战争人员的花销已经接近7万亿美元。
3. 民主的衰落与对专制政权的支持
在反恐战争升级的20年内，正如“自由之家”在其连续指标中所监测到的那样——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已经衰落。
在反恐战争与独裁统治兴起之间存在的直接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伊斯兰世界内，与威权政权结盟以争取对方参与相关战争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这些政权一直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而加强其专制统治，甚至可以说这些战争将长期存在，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西方国家则支持这样的镇压和专制政权，与此同时，民主价值观也不断扭曲，世界也越来越愿意以各种借口增加监视系统和侵犯隐私，并以对恐怖主义存在的恐惧和沮丧为借口。
一位能够看到法院在此类案件中使用的证据的专家断言，“根据我所了解到的情况，一旦国家要监视某个人，那么他就无法再保留哪怕是一点点的隐私。”
4. 大中东地区
这是反恐战争互动发生的重要领域，该地区的人民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以直接战斗为重点的全球反恐联盟，似乎也加剧了这种代价。从表面上看，该联盟在消灭塔利班政权、推翻萨达姆政权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功，但是，它却无法应对这些战斗或胜利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建立新的国家、中央政权的崩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等等。所有决定这些战争的因素在于，它明确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却一直无法准确地界定自己想要什么。
5. 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作用的升级
进入21世纪之后，弱者之强与强者之弱，体现了传统的人类智慧，即非国家的行为主体将证明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目前，这种预期已经成真，但却不是以大多数人所预想的方式。非国家行为主体将国家安全置于危险之中，并不是通过攻击美国，而是通过转移它对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行为主体的注意力。
6．右翼的崛起
在“911”袭击之后，暴力“圣战”的出现重塑了美国政治，并为右翼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制造了温床。这些袭击对仇外心理、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兜售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福音，他们推动了右翼极端分子的崛起，而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也是如此，情报、安全和执法部门的所有精力几乎都集中在对“伊斯兰威胁”的关注上，从而使得右翼极端主义愈发不受约束。
将极端右翼势力的组成部分联系起来，是一种充满阴谋论的世界观，是一种非民主、非自由主义的思想的共同承诺，此外，其中一部分至少从理论上支持对平民和政府目标使用大规模的暴力。
在这个阶段，右翼恐怖袭击被视为边缘事件，而不是持续和不断增长的国家安全风险，而实际上，这种风险目前在西方社会造成的伤亡，已经超过了与伊斯兰“相关”的恐怖主义。
后9月时代
尽管前一阶段围绕反恐战争概念建立的结构和战略，在向后9月时代过渡时施加了限制——这意味着在实施政策、建立结构和商定新战略时，西方和全球都将面临与前一阶段权重相关的巨大挑战，而新时代的动力主要具有五大特征：
1．与恐怖主义共存
恐怖主义已不再是主要威胁。如果你读过美国情报界关于2040年前全球战略趋势的报告，就会发现，它根本没有提及恐怖主义，这可能是由于恐怖主义在全球层面的威胁出现了下降——它在2019年造成的死亡人数连续第5年出现下降。尽管承认这些团体所构成的威胁仍然处于可控状态，但是防止袭击的发生，仍然需要持续的反恐努力，而这些努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性质——不再基于扩大军事干预，而是通过地方力量来实现。随着公众对这些努力的支持逐渐减弱，圣战组织开始在许多国家扩散，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现在经常求助于训练和武装当地部队，以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先锋。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在过去的20年内，美国的恐怖主义暴力活动非常有限，但是民意调查显示，对恐怖主义“非常”或“有些”担忧的美国人数仍然居高不下，而且近年来甚至有所增加。在美国境内外发生的任何恐怖主义行动，一旦造成大量美国人死亡，就可能造成恐怖主义威胁的再次升级，并重塑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进而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这种特点可以总结为将反恐战争从永恒的战争转变为可选择的战争，从消灭恐怖主义到与之共存，正如当前提出的与新冠病毒共存的观点一样。
与中国之间的敌意引发了多方面的问题，而世界也将因之受到影响。本文关注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是否会成为新的“他们”，而不是继续存在的“我们”，即以“中国人”取代“穆斯林”，还是说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意会继续存在，或是被加入新的敌人之中？这是未来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2．从“9月11日”到“1月6日”
在意识极右翼的危险方面，其暴力行为的增加在今年1月6日针对美国国会大厦的攻击中达到了高潮，而这是一场由盛行的极右翼思想所滋生的野蛮袭击。
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2010年这些地区仅发生了一起极右翼恐怖袭击事件，但是在2019年却发生了49起类似的袭击事件，几乎占到这些地区所有恐怖袭击事件的一半，并占据了当地82%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死亡人数。
美国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在2020年10月，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年度威胁评估宣布，美国国内的右翼极端主义暴力是该国面临的最紧迫、最致命的威胁。
但是问题仍然存在：与极右翼势力的斗争，是否会消除9月时期引发的文明冲突，还是会因多种原因而助长预计会在未来20年内升级的身份冲突？换句话说，这是否会有意或无意地鼓励反恐战争的文明逻辑？而当局是否应该打击恐怖主义以消除基于伊斯兰教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的政策和信息，而这又有助于创造极右翼运动所依赖的意识形态内容？
3. 从“伊斯兰威胁”到“中国威胁”
与中国的敌意目前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的优先事项，基于这一点，美国将重塑大量的内部优先事项——例如技术投资和供应链审查，以及外部优先事项——例如关注亚太和印太地区，并将重新制定联盟模式。
与中国之间的敌意引发了多方面的问题，而世界也将因之受到影响。本文关注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是否会成为新的“他们”，而不是继续存在的“我们”，即以“中国人”取代“穆斯林”，还是说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敌意会继续存在，或是被加入新的敌人之中？这是未来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换而言之，9月的支柱之一就是“他们”和“我们”，正如小布什和本拉登所说的那样，那么，这种观点在新的国际冲突中还会存在吗？
4. 新的全球安全议程
美国的全球议程看起来与拜登今年4月在七国集团的讲话中所提出的议程相似，包括动员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全球卫生系统、在遏制俄罗斯的同时关注亚洲、加入民主国家联盟并在国际层面支持他们，但是，全球民主的振兴与永久性的全球反恐战争是不相容的，因为后者基于支持暴政和系统性地侵犯人权。
换而言之，国际框架中的权衡必须得到改变，美国的军事援助必须以尊重人权为前提，那么我们能否在新时代内见证这一点？
5. 对大中东的重新定位
在其全球战略中：美国已表明其选择将重新平衡国外和远离该地区的资源与承诺（从阿富汗撤军就是这个层面上的一种体现）。这一选项改变了地区力量的平衡，并最终挑战了美国作为该地区外部安全提供者的有效性，创造了其他参与者试图填补的权力和影响力真空。竞争稳步在地区扩大，以使整个地区包括比过去更为广泛的参与者。
美国选择减少在该地区参与，从而为俄罗斯的回归和中国从经济角度而非安全角度的存在铺平了道路。尽管俄罗斯在该地区有着明显的利益，但它似乎并不准备或愿意承担该地区的霸权重担。俄罗斯对维持多样化的外交政策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些外交政策为它提供了灵活性和在对手面前讨价还价的能力，以及在该地区及其他地区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各类平台。
俄罗斯被视为致力于实现中东稳定的强大中间人，而其经济、军事和外交能力可能会限制其履行这一作用的能力。尽管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存在利益和投资，并且拥有确保地区安全的能力，但它仍降低了对该地区的承诺。
尽管中东不属于中国的主要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这是该地区与东南海和亚洲的主要区别），但是该地区对于中国而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中国现在将中东视为各方的延伸，并寻求与地区国家发展关系、确保能源进口，以及通过穿越该地区的道路而确保出口，从长远来看，它希望以牺牲美国为代价来增加它的地区影响力。
在冷战结束后，维持现状的逻辑支配着该地区的大国关系，而2001年9月袭击事件后小布什总统实施的干预和“阿拉伯之春”期间奥巴马实施的干预属于例外。换而言之，所有国际行为主体都对地区稳定存在需求，但是他们无法专注于推动中东建立新的安全架构，而是因地区的不安全而进行地理遏制。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接受当前中东所处的“动荡时期”，这也是一种前定的历史必然，外部势力对它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试图“改革”该地区，而是限制中东问题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负面影响。
没有任何外部因素能够显着影响“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中东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本变化，而该地区很可能会处于长期转型的开端，在这其中，内部和地区动力远比外部影响更具决定性。
大国在当前地区危机中的视角是多方面的：寻求全面解决地区问题的办法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一刀切”的做法也不太可能取得成功，主要大国单独寻找解决方案似乎会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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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希沙姆·贾法尔
来源：半岛电视台
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1/8/28/%E5%A1%94%E5%88%A9%E7%8F%AD%E8%8E%B7%E8%83%9C%E4%B9%8B%E5%90%8E%E7%BE%8E%E5%9B%BD%E7%9A%84%E6%95%8C%E6%84%8F%E4%BC%9A%E4%BB%8E%E7%A9%86%E6%96%AF%E6%9E%97%E8%BD%AC%E5%90%91%E4%B8%AD%E5%9B%BD%E5%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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